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观

1、不过，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沉沦还是异化，都并不是指此在道德上的堕落，也不是此在的偶然属性、偶然特征，而是此在内在的先天结构。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此在在世不是离群索居，孤寂一人，总是要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体现“常人”统治的政治制度、法令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约束，如果自我对此没有高度的自觉，自然会陷于沉沦与异化之中。

2、他说，人要在自我创造中展现自己的价值，选择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承担责任。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怎样使自己的生活更幸福需要自己的选择，也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勇气，只有注重行动，对创造属于自己的“本质”怀有绝对的信心，才可能创造想要的人生。

3、萨特认为，存在就是自在，任何存在都是自在的存在，说的浅白些，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那，包括人一出生，他的很多属性已经在那了。而自在的存在具有致密性和无限性，萨特将这种致密性和无限性解释为“充实”，在这种存在之中没有任何空隙，不可能有作为任何形式的虚无能够进入到这种致密的充实的存在中去。物质在被无限的压制下得以存在，这种无限的压制就是一种致密性，物质是通过它自身的实在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其自身的，这就是一种自在，这种自在被萨特称为“充实”，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内容能够与这种自在的内容相提并论。

4、Jean-PaulSartre/za.wikipedia.org

5、萨特对死亡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反对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命题中将死亡理解为一种将要到来的事件。这其实很好理解：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么人怎么可以断言注定有一个确定的“死”的将来在某处等着他呢？用通俗的话说，死亡对于主体是一种无常。

6、虽然已经到了“介入文学”时期，但萨特对于不朽始终难以忘怀。他对波伏瓦这样解释“介入文学”：“当你写作介入文章时，你首先考虑的是你必须谈论的主题，你要提供的论据，和使事物便于理解、较能打动同时代人的心的风格。你没有时间多想这书将来再不会激起人们的行动。而在你的思想背后仍有一个模糊观念，你觉得如果这书完成了它被指定要完成的东西，那么将来它在普遍的形式中就有影响。”所谓“将来它在普遍的形式中就有影响”一语，意思比较模糊，但只要结合下文所说“人们因为伏尔泰的作品的一般价值而赞赏它，然而在伏尔泰的时代他的故事是由于某些社会现象而获得价值的”这句话，就可以明白了：这是说自己能够如同伏尔泰一样，当年为某些现象写的作品，在后世也能够取得一般价值。

7、畏的极端表现是畏“死”。死是人生之大限。海氏认为“此在”正是在畏死中才能真正由非本真状态返归于本真状态。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心目中的死和生理、心理上的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死虽然是此在的终结，但在没有成为现实之前，它只是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此在本己的，与任何人无关，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也无法避免的；死是不确定的。何时而死，因何而死都是难以预料的。海氏认为当此在真正领会了死的上述特征后，就能冲破，否决任何形式的羁绊和约束，就能摆脱一切形式的沉沦和异化，直面人生，本真的在，从而处于一种毫无牵挂的自由境界。这表明在海氏那里“自由”是只有当此在于畏的情绪中，特别是当此在真正理解，领悟了“死”对生的意义时才可能有的一种保持自我，独立自主的本真状态。

8、弄清了自为、注视、身体的内涵,当我们在考察面对别人在场的自在与自为关系时,便会发现,他人在要达到自己的原本存在的过程中是把我置于不定和危险之中的,因为,他人和我都是自为的存在,都有一个身体,都能够注视别人。如此一来,必然会产生这样两种具体情况:“或者,我注定要迫使他人行使他的自由,以建立我的存在,或者,我注定要取消他人的自由,以震慑他人。”(2)225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在他人作为一主体时而面对他人,我努力被他所爱,从而要其把我作为他自己的自由的限制;第二种情况下,我是在他人作为对象时面对他人的,我要占有他的自由,把他的自由化入我的自由之中。在萨特看来,这两种倾向是对立的,他从这一思想出发引出了两种对待他人的态度:爱情、语言、受虐色情狂与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可以看到,爱情是属于第一种情况的第一种模式。

9、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主体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首先主体的心灵要与自己的肉体拉开距离，再跨过自己与他人身体的距离，同时，他人的心灵也与其身体拉开了距离。他人对于主体而言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自在，作为一系列肉体与神经反射的综合面对主体在场，却又同时具有某种“主体性”。也就是说，只要我还把面前的他人当作“人”，那我就必然要面对一个不能被我直观的存在。

10、萨特认为主观性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永远都是不可避免的，认为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罪行这些种种都是造成人类冲突的因素，而这些都是荒谬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是极其痛苦的，如此的世界反映出来的现象和表象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悲伤、失望与苦闷，而人生注定是一场苦痛交加的旅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如此。

11、第“此在”不是独自存在，而是存在于周围的人和物之中，与周围的人与物接触，打交道就是此在“在”的方式。人不仅根据这些方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存在者，而且还会从这种存在的过程中领会到，理解到他人，他物是如何存在着，是怎样的一些存在者，从而得以澄明“在的意义”。正是人，“此在”的这些特点才使得它在众多的存在者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了海氏基本本体论的出发点。反过来说，以此为据海氏赋予“此在”的功能，意义，即是只有通过它才能提出、追问、探索、表述存在的意义问题。

12、《苍蝇》、《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魔鬼与上帝》、《肮脏的手》、《凯恩》、《涅克拉索夫》、《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凭这些剧本，成为一代宗师

13、提起萨特,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那句“他人就是地狱”,以为他认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坏透了的,永远难以沟通的,进而许多人便指出在萨特那里没有爱的哲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关于人们对“他人就是地狱的误解,萨特曾解释说,他的本意是指“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1)10而且,在阐述其自由理论时,他还曾说:“如果自由拒绝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种自由。”(1)32可见,萨特并不否认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的存在。进一步阅读其著作,我们还会发现,萨特在论述与他人的关系时曾多次论及爱情,细心研读,我们便可透视到其爱的哲学。

14、二次大战中，萨特从军，1940年被德军俘虏。第二年逃出集中营，与庞蒂、波伏瓦等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抵抗运动。

15、    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不到两岁时去世。萨特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家中拥有大量藏书，使儿童时代的萨特受到了良好教育，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1915年，萨特考入亨利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期间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1924年到1928年间，萨特在具有现代法兰西思想家摇蓝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1933年萨特赴德留学，悉心研读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次年被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10个月的铁窗生涯。战争与现实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波伏娃创办了《现代》杂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从此，萨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职业作家，活跃在法国和世界政治、文化舞台上，开始利用文学干预生活，直到1980年逝世。     萨特主张“介入文学”(或译献身文学)，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他主张写真实，不讲究艺术雕琢和浮华的辞藻，但求文字朴质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作者叙述往往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互相交织;在作品时间的处理上，讲求同时性。例如在长篇小说《缓期执行》中，他同时描写了约20处的人物活动情景。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有重要影响。

16、萨特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当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我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或本性，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会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人类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境遇，从有第缕意识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17、《苍蝇》(1943)是一部神话剧，采用了希腊神话中俄瑞斯忒斯杀死曾杀害了其父阿伽门农的仇人——其母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这一古老的故事，而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呼唤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人的自由。萨特自己说：“我创作这个剧本”，是“为把我们从悔恨病中解脱出来，为把我们从耽于懊丧和羞耻中摆脱出来作出微薄的贡献”。

18、那为什么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呢？他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作了解答。

19、萨特讲了一句名言：“人命定是自由的”。里面包含有两层含义——第人是被无缘无故抛到世界上来的，是空无所有的；第人一旦进入尘世，他就享有绝对的自由，就要对所做的一切负责 ，就是自己行动的主人。

20、与《死无葬身之地》中抵抗战士选择拒绝相反，独幕剧《恭顺的妓女》(1946)中的主要人物选择的是顺从。白人汤麦斯在列车上老想撩起妓女丽瑟的裙子，还枪杀了一个无辜的黑人。嫖宿丽瑟的弗莱特，要求她证明黑人强奸了她，以使汤麦斯免于入狱。丽瑟因这不是事实而拒绝，但在胁迫与欺骗下，终于在书面证词上签了字。这是一个介入剧本，揭露了美国存在的种族压迫；它也是一个处境剧本，让丽瑟处于难以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的境地。

21、除了在战俘营中创作的《巴理奥纳》外，萨特在其思想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中，共创作了六个剧本。本文第一节已述，这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形成并通过他的哲学及文学作品发生很大影响的阶段。在其文学作品中，戏剧的影响又超过小说。分析这些剧本，我们对于存在主义可以有具体而多侧面的了解。

22、以上三本哲学论著，主要阐述他受胡塞尔影响的现象学观点。

23、理解萨特绕不开“我思”概念。在搭建理论框架的准备工作中，萨特基本采取了笛卡尔式的思路，“把事物从意识中逐出，恢复意识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但他认为笛卡尔的工作并不彻底。因为传统的“我思”有着无限回退的风险：“我”意识到了“我”在思考，那么当“我”意识到了前面的命题时，就又有一个“我”在做着这样的工作，这样思维会陷入一个怪圈。萨特认为问题出在“反思”上，“反思”的工作会使一切对象化，从而无从找到真正思考着的主体。萨特的破解方法是突破反思。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在数香烟，如果别人问他“在做什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在数”。这揭示了人内部含有一种未被反思，未指向某个对象的“意识”。萨特接着否认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也不认为它是一个能在接下来生成意识的本原——总之，这种“意识”不会连贯地走过黑格尔式的异化-复归路径，在将全世界排除在外之后，如果仅从它本身看来，它仅是，且将永远是一个虚无。也就是说，萨特将我思推到了极限：如果没有什么不能被意识对象化，那意识只能什么也没有。

24、萨特连载于1947年《现代》杂志，后出单行本的《什么是文学？》一书，便系统论述了他的“介入”文学观。“介入”文学观，对于《存在与虚无》所阐述的哲学理论既有相当程度的沿承，又向着时代方面大幅度倾斜，从而社会与历史因素也有了相当明显的增强。“介入”文学观的要旨有三：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

25、仅从谭霈生的这一段话中便可以看出他对于萨特“处境剧”主张的理解有重大错误，谭霈生强调“个性与情境的契合”，而个性亦即性格，正是萨特“处境剧”主张所反对的。按照萨特处境剧的理论，自由与选择比人物及其性格更有价值，或者甚至应该说，人物的价值就体现在选择上。

26、其次,“爱是反对绝对的思想要求我们在爱情中要处理各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当我们以某种方式介入自由时,自由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自由的介入本身过于密切,我们也将否定作为自由的我们自身,故而我们不应该忘却了意识在它自身与其对象之间所安置的精神虚无,而应该看到在个人完善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有时存在着的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是一种善与善的冲突,对此,我们应该面对并且要以真诚的态度来处理它。

27、刺杀进行得很容易，埃癸斯托斯对俄瑞斯忒斯说：“我不自卫：我愿意你把我杀死。”被刺了的埃癸斯托斯竟然问俄瑞斯忒斯：“你真的不懊悔吗？”俄瑞斯忒斯回答说：“懊悔？为什么？我干的是正义的事”；“朱庇特关我什么事？正义是人的事，我不需要一位天神来指教我。”在俄瑞斯忒斯继而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后，厄勒克特拉陷入了悔恨之中。俄瑞斯忒斯对她说：“我们共同决定了这次谋杀，我们也应当共同承受它的后果”；“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超越恐惧不安和可怕的回忆”。朱庇特向俄瑞斯忒斯姐弟索要“一点点懊悔”，许以“把你们二人都扶上阿耳戈斯的宝座”，俄瑞斯忒斯回答说：“要归罪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朱庇特说，人们已经将俄瑞斯忒斯抛进了孤独的境遇中。俄瑞斯忒斯回敬道：“你是一位天神，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孤独的状况极为相似”；“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作为衬托，也为了使俄瑞斯忒斯更孤独，剧本让厄勒克特拉向朱庇特忏悔说：“我将遵循你的法规，我要作你的奴隶任你驱使”；“不要让我孤独一人，我要终生赎罪。我悔过”。俄瑞斯忒斯虽然孤单一人，明白“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但他仍然对汹汹的群众说：“我愿意承担这罪行的责任，它正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的骄傲”；“一位天神将这宝座奉献给我，我说不要。我要做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王。再见了，我的臣民，设法活下去吧：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有待开始。”

28、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个剧本完全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念而展开剧情的，因此，无论作恶还是行善的理由，都不充足。交钥匙的情节，杜撰得不合理：因为只要告知地道入口便可，门总是可以弄得开的。剧本中人物的语言多有不符合其身份或不必要的话。比如，关于杀贵族的事，格茨对纳斯蒂说：“我杀一点点”，“我干吗帮你们去吹灭太阳和地上所有的火把呢？那样大地将会变成北极式的漫漫黑夜”。这样的话就不符合格茨的身份与口吻。又比如，希尔达对格茨说：“我有时甚至奇怪自己有个名字”，这句话既没有来由，也没有必要。更严重的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观念，而让许多人物都能够说出有哲理的话来。在这个剧本中，孤独、自己造就自己、共同选择与共同负责、自欺、绝望这一类存在主义的话头，经常可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此剧作为结穴之所在，写了格茨认清上帝不存在亦即上帝消失的过程。而上帝的消失，萨特是将之视为存在主义的起点的。

29、你不能选择遭遇什么，但你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

30、首先,“爱是趋向他人自由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爱情的生命在于自由。既然爱情是一种谋划自由的事业,那么自由便是其生命之源,自由的爱要求我们不断的更新爱的承诺,即保证爱的双方都能够既追求自我的持续发展,也追求对方的持续发展,这样的爱不仅能使双方的个性都得到实现,而且也由于其保证了双方对自由负责的能力而更加维护了爱的意义。

31、你应当做出选择，就仿佛代表全人类一样，担起人类如何行事的全部责任重担。如果你为了逃避责任，便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环境或者什么糟糕建议的受害者，那你便没有达到人类生命的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虚假的存在，脱离了你自己的“真实性”。 

32、其次，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影响下，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然而有两个问题，第海德格尔过于强调自我，这很容易被外界看作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哲学；第海德格尔曾经很有影响，当上了大学校长，可是在希特勒纳粹掌权以后，他很快臣服于纳粹政权的淫威下，还率领一些大学教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不仅令人们对海德格尔侧目，也对存在主义哲学颇有微词。

33、看来,当萨特在《存在与自由》中提出“爱情总是归于失败的”时,那里的“爱情”实际上是指“爱情的理想”,而非爱情本身。换句话说,萨特只是认为这种绝对合二为一的爱情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并未否认我和他人作为实际的存在而相遇的可能性。这正如萨特在反对上帝的存在时所说,“一切爱都是反对绝对的,因为爱就是绝对本身。”(1)126

34、第萨特的“介入”文学，不包括诗歌。萨特阐述其理由说，“诗歌根本不是使用文字”，“它为文字服务”。“诗人处在语言外部，他从反面看词语”，“他不是首先通过事物的名称来认识物，而是首先与物有一种沉默的接触，然后转向对他来说本是另一种物的词语”。人们以为诗人“在造一个句子”，“其实他在创造一个客体”。所谓“从反面看词语”是相较于散文作者位于语言内部、受到词语包围而言的。萨特强调诗歌语言的性质不同于散文语言：“散文作者在阐述感情的同时照亮了他的感情；诗人则相反，一旦他把自己的激情浇铸在诗篇里，他就再也不认识它们了：词语攫住感情，浸透了感情，并使感情变形：甚至在诗人眼中，词语也不表示感情。激动变成物，它现在具有物的不透光性；人们把它关闭在词汇里，而词汇模棱两可的属性使它也产生混淆。更重要的是”，在“每句诗里，总有更多的涵义”，“无穷无尽”。正当诗人“把读者从人的状况中抽身出来，邀请他用上帝的目光从反面看待语言时，人们怎么能指望引起读者的义愤或政治热情呢”？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而将诗歌排斥在“介入”文学之外的。

35、再者,“构建‘主体——我们’”的思想使得爱中的我们可以在一种不再是我自己的未来谋划中谋划我自己。我们应该在心里保持着关于他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一味地试图占有对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主体,才有可能与所爱者形成强大的“我们”,从而能够更有力量和更有意义的存在。

36、作家有其读者群，他以赖特为例说：“他为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美国白人(知识分子、左派民主d人、激进d人、产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写作”；“不识字的黑人和南方种植园主在他真正的读者周围代表一个抽象可能性的空白地带；说到底，文盲可以学会读书识字啊；《黑孩子》可能落到对黑人怀有最固执的敌意的人手里，使他恍然大悟”。但“对于赖特来说，黑人读者代表主体性”；“他就是他们的意识，他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身状况进行反思的运动，也是他所属的整个种族的运动”；“当赖特对白人说话时，他的目标本身也改变了：他需要把他们也牵连进去，让他们衡量自己的责任，必须激起他们的愤慨，使他们感到羞耻”；“赖特为分裂成两部分的读者群写作，他做到了既维持又超越这个分裂。他把这个分裂变成创作一种艺术品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论赖特这个例子时，萨特说：“理查·赖特为谁写作呢？肯定不是为普遍的人。普遍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他不介入任何一个特定时代”。对于普遍的人的否定，即是对于抽象的人的否定，人具体化、社会化，乃至阶级化、集团化了。

37、存在主义强调，人存在的意义是无法经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的，特别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最先提出的是尼采。索伦·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海德格尔可被看作其先驱。

38、本文第一节已经说明，萨特说的“介入文学”是指的散文作品。散文包括小说和戏剧两类。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处境小说”与“处境戏剧”的概念。这可以说是他对于介入文学的具体设计。对处境小说，他说：“既然我们在处境之中，我们唯一可能想到去写的小说是处境小说，既无内在叙述者，也无全知的见证人”，“让我们的书里充满半清醒、半蒙昧的意识”。对处境戏剧，他说：“从前的戏剧是所谓‘性格剧’”，“处境起的作用仅是使这些性格发生冲突，表明每一性格怎样在其他人的性格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而处境剧，“不再有性格：主人公是与我们大家一样坠入陷阱的自由。出路何在？每个人物无非是对一种出路的选择，而且他本身不比他选定的出路更有价值”。如本文开头所说，自由与选择比人物及其性格更有价值，或者甚至应该说，人物的价值就体现在选择上。显然，“处境小说”与“处境戏剧”是萨特处境限制下自由理论的体现。

39、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完全是由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是自己设计选择的结果。

40、这种愧疚总在我们不去做任何选择，而去逃避我们面临的情况时发生。它也会在允许别人替我们做选择或者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发生。

41、“烦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烦心活动的进一步引申。因为在烦心中此在不仅与用具打交道，还要与相关的他人打交道。如读书就要与写书的人，卖书的人，印书的人打交道，吃饭就要与种粮的人，做饭的人打交道等等。因此，“此在”的在世不是孤独的个人在世，而是与他人一齐在世，即共同存在，共同在世。但这种他人的在世、存在的意义同用具的存在、在世一样，也是由此在的在世赋予的，或者说也是通过此在的在揭示和澄明的。

42、“介入”文学观的提出，还同萨特从关心后世到关心时代的思想变化相关。在和波伏瓦的谈话中，他说：“一直到二十岁，我都是非常强烈地相信后世。慢慢地我明白了我首先应该为今天的读者写作。这样，后世就变成一个闪烁于其后的东西了，我在根本上是为当代读者写作，同时，后世像一种模模糊糊的萤光伴随着我。”“同时代人的这种承认，是发生在我的一生中的事情，是为了达到荣誉或死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果说以上这些话说得还比较模糊，那末他在载于《现代》第一期(1945年10月)的《介绍》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变化就说得相当明确了：“沦陷让我们懂得了‘作家的责任感’。既然我们以我们的生存本身在这个时代活动，我们就决定这个行动是自愿的……我们为我们的同代人写作，我们不想用未来的眼光观看我们的世界”；“我们将在我们的时代中满怀激情地战斗，因为我们将满怀激情地热爱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甘愿承受与时代同归于尽的风险”。事实也正是这样，萨特在战俘营中写了一个戏剧供圣诞节上演用，剧名为《巴理奥纳》，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战俘营中的德国人没有理解它，但法国战俘们一看就懂，受到了感动。这个剧本写得并不好，却使萨特真正喜欢上了戏剧。《巴理奥纳》便是一部“介入”戏剧。

43、但在同时，这样的意识只能不断地指向某物——萨特在此处流露出辩证法的精神——它必须要在不断地超越、否定它的对象的过程中得到自身的支持。因为如果主体能把握到一个确定的对象，那就意味着他已经知晓了对象之所不是，他已经在想象对象之不在场。主体这样的否定推至极限，那就必然要将否定的手术刀挥向意识自己。进行这种否定的意识，也就是虚无，将永远无法被人直接发现、揭示。同时，虚无也不完全是自我，它是构成自我的一部分。在与虚无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意识只能不断地面对它自身在场，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这样的意识，萨特称其自为的存在。

44、年轻人在留在祖国陪伴母亲与参加军队两个选项之间困惑不已，而萨特认为如果年轻人想体现出对母亲的爱，只能通过陪伴母亲体现，而任何类似“如果我未参加军队，我定会留在母亲身边”的话都是无效的，因为感情的深浅只能通过做出选择，付诸行动，承担责任来肯定感情。

45、萨特，1905年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他幼年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家。中学时期，萨特开始阅读哲学著作，这对其后来的哲学生涯有重要影响。他同时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46、1943年，萨特出版了《存在与虚无》一书。《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此书充分展示了其才华。这部著作里，“将人的意识(即虚无)与存在(即物性)对立起来，意识是非物质的，并由于这个特征而摆脱决定论。”

47、在书中，萨特论述说，必须真正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人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这是人的真正存在价值，是对个体的最大尊重和包容。

48、“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第一根本原则。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自由即是人。萨特的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说，认为除了人以外的世界统称为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但不是显现的存在，因为外部世界在没有人对其认知之前是毫无意义的存在，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只有人存在，世间万物才有真正意义，本质都是人总结出来的，由人认知并加以定义，人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人通过实践对外界世界进行认知，探寻外界世界的本质，而被人实践的对象，即外部世界也是一种存在，人由此变为外部世界和本质的中介，外部世界通过人对其进行实践而产生认识，这种认识就是本质。既然人是自由的，存在本身也是自由的，那么人即自由，人即存在，人不存在，一切也就都不存在。

49、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部书中，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来解答人们的疑问。其实，这部书一共就三部分。

50、他说：“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的目标。”

51、可见实践中，责任与自由还是不可避免的落入了一定的虚无。宣扬自由的人在愿意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时，便会发现，什么样的责任需要被履行这一点上，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52、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他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53、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的观点，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非常尊重个体的自由性，并且存在主义认为，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可以在有限存在的基础之上自我塑造、做出一番有成就的事情，让自己活得有意义。

54、在萨特看来，选择本身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但对由选择而引起的后果负责却是令人焦虑的根源。这表明萨特心目中的烦恼不同于海德格尔讲的做人本身的烦恼，而是入世承担责任的烦恼。有人批评萨特，认为这种无条件的承担很苛刻，难以接受。萨特则指出：

55、萨特由上述作者与读者之自由的观点，引出了反对激情的意见。他说：“如果我向我的读者发出召唤，要他把我开了个头的业举很好地进行下去，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我把他看作纯粹的自由，纯粹的创造力量，不受制约的活动；我怎么也不能诉诸他的消极性，就是说我怎么也不能试图影响他，一上来就把恐惧、欲望或者愤怒等情感传达给他。”“在激情里面，自由是被异化的”，“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到了自由的异化。这是萨特晚年向别人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记得，“异化”一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都加以了使用。

56、萨特的上述论述，有着现象学美学的明显成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他的自由理论运用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他说，“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另一方面，作家又要求读者“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也就是说，双方都是自由的。并且，“我的自由在显示自身的同时揭示了别人的自由”。上述引文显然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关于自己与他人关系之论述的沿承与发挥。不讲作者与读者在写作与阅读中的受限，而只讲其自由，显然是片面的。套用萨特“处境中的自由”的话头，写作与阅读中的自由也是受限中的自由。

57、我们用“对死亡的恐惧”来理解萨特笔下的“问题”人物的行为似乎是合理的，但还不够。因为这还不够，因为我们的现实并不仅有主体一人，我们还应该将视线投向主体之外，到他人身上。

58、《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上海译文出版社

59、萨特的出发点，是要为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辩护。在此基础上，他充分论述了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几乎所有萨特研究者赞成，在他身上，“一直表现出对穷人的关心以及对各种被剥夺权力者的同情”。

60、考虑到萨特前期存在主义思想，将人看作绝对自由的纯粹存在，那么世界上是非善恶的区分仅是人为规则，即使责任存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存在也只有片刻的意义，那么人道主义不会体现在存在主义中。但若承认人的责任，这种责任似乎便是对人的自由的侵犯，那么人道主义本身会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违背吗？

61、1939和1940年，发表哲学著作《情绪理论大纲》和《想象力的现象心理学》。

62、萨特还对作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说，“艺术家是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的食客。但是就其功能而言，他与养活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便是规定了作家的状况的原始冲突”。然而，“当潜在的读者群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当作家不是处于特权阶级的外部而是被吸收进去时，这一冲突就简化到极点”；“例如欧洲在十二世纪左右便出现这种情况：教士专门为教士们写作。”“会写作就是会注释《圣经》”。“十七世纪的法国可以选作作家依附现有意识形态的第二种例子”。在17世纪，“尘世的两大势力——教会和君主政体——渴望永久不变”，没有人怀疑“上帝的存在和神授的君权”，作家们则“深信才能不能代替血统的高贵”，“凡是艺术品必须脱胎于古代典范才能取悦于人”，这个世纪的艺术“是极富教诲性的”。作过上述叙述后，萨特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家虽然为压迫阶级所同化”，“作品毋庸置疑是解放性的，因为作品起到的作用是在这个阶级内部把人从他自身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