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1、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谈论他的历史剧《济金根》时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此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成为文艺美学中两个生动形象、内涵丰赡、影响深远的经典概念。

2、●答题锦囊丨做一道题，总结出n道题的答题思路

3、    “卡夫卡式”是人们对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作品风格的概括。它如同“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已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在内容和主题上，“卡夫卡式”意指作品大多描写人的内心状态，揭示现代西方人个性丧失、人性异化的主题，展现物化状态下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孤独无依。在艺术上，“卡夫卡式”追求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具有象征、悖谬、怪诞、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特点。

4、然而，我想说的是，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试想，我等自小吃泡饭、菜蔬，鲜有荤腥入口，长大后对西餐，尤其是奶酪之类的抗拒就非常顽固。留学期间，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记忆使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谁稀罕动他们的奶酪呢？！同样，孩时家国贫困，咱新鲜豆腐都吃不上，又怎会让它发酵变臭？！于是，目下遍地开花的臭豆腐我也从来不碰。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人之不同，犹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还有习之相远、尚之相异。

5、我生于紧邻“三味书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间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鲁迅的缘故，那老宅几易其主、几经改造，早已人是物非，没了过去的模样。加之从百草园至大禹陵，绍兴虽小，却出过无数名士骚客，其中既有铮铮铁骨，也不乏圆滑师爷。子曰“见贤思齐”，面对古来圣贤，我等难免自惭形秽。但好处也是明摆着的。作为绍兴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无意间化作精神之氧，汇入血脉，真善美、假恶丑不厢杂厕。勾践卧薪尝胆，范蠡功成而退，文种视死如归，西施忍辱负重，再加上子胥的刚正不阿、夫差的贪色忘义、伯嚭的奸宄叛国，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啊！还有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情缘，兀自于沈园化作美丽的神话。“错，错，错”，“莫，莫，莫”，多么哀婉动人！又或者徐渭的故事：且说怪才徐文长桀骜不驯，茕茕孑立，其所言所行无不被京剧脸谱似的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最终远离了本真，成为传奇。它们活像时下的许多网络段子，谐中有黠，黠中有义，堪称民间文学的一个微缩。倘使将其同《笑林》或《笑林广记》或广义的喜剧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学对道统的某种颠覆性便难免令人敬畏。与此同时，从王充、谢安、嵇康、谢道韫到王羲之、王阳明、秋瑾、蔡元培，可谓故事多多，难以尽述。

6、同时，情节与主题于文学(至少于史诗、戏剧和小说)通常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相互关联。因此，它势必牵引出笔者曾经探讨的一个话题，即情节如何由高走低，主题如何由低走高。这在中外文学经典(尤其是小说)史上恰好表现为一种规律性反差。当然，这只是学术概括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所有文学现象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受众的延异和差别。换言之，文学虽然总体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有规律的运动，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又森罗万象，既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更非千篇一律。 (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7、(⑥)王万顺：《身份焦虑与存在悖论——评王安忆长篇小说》，《百家评论》2016年4期。

8、如果我们举止有礼、言谈友善，我们就能粗暴地对待许多人而安然无恙。

9、人有很强的说话能力，但是他的大部分话是空洞的、骗人的。

10、言语之力，大到可以从坟墓唤醒死人，可以把生者活埋，把侏儒变成巨无霸，把巨无霸彻底打垮。(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11、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12、——〔美〕本·琼森《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

13、——〔美〕阿瑟·赫尔蕾斯《写于公务间隙的论文集》

14、　　亮相本期“重点推介”的是一位来自福建南平的小说新人魏冶，1989年出生，探索小说写作多年，他的小说有一种粗粝的思考力，渴望在故事的边缘触摸苦闷生活中的暖意，中篇《归途》即是如此。这是他在《福建文学》的处女作，初试啼音便惹人注目。“新实力”刊发文学评论家李美皆的散文《我周围的园子们》，文章语言清晰，开合自然，理性的评论家写起散文也是别有风情。“一线诗人”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汤养宗的新作，并在“文艺探索”推出“汤养宗诗歌评论小辑”，诗评家伍明春、陈卫等带来精彩论述。

15、就我从事的这个行当而言，作家固可在年轻时一举成名，创作出划时代的“这一个”、“那一部”，但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学术较之创作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也更受制于上层建筑，故而需要更多的阅历和读书等多重积累。天赋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研究对象及其创作肌理、生活环境和文学景态，后三者均可无限延伸至学术史和社会史维度。因此，任何一个课题，都够你恶补一阵子的。随便举个例子，譬如《红楼梦》，你想稍稍靠近它，起码得知道它在乾隆年间还是“诲淫诲盗”之作，自然入不得《四库全书》这等封建王朝的经典谱系(除却诗，实际上戏剧和小说分别被称作优伶之术和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小说，一直要到维新变法才开始获得正名)；循着“维新变法”的滥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它才拂去历史落下的尘埃；而且经由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开启了经典化过程。

16、近年来许多大学中文系都引进著名作家试图打破这个学科魔咒。毕飞宇这本《小说课》就是作家进校园的成果。本书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毕飞宇所谈论的小说都是很常见古今中外名著，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都是中学课本读物，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海明威、奈保尔、哈代乃至还有霍金的《时间简史》等人的作品。身为小说家，他的讲解和学院化的讲解很不同，而是用贴近小说写作的分析，带领听众(这本书可以看作一本口语化的课堂实录)体会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魅力、层次、内部逻辑。

17、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18、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创造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

19、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但应考、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童年的味蕾、童年的习惯已经形成，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20、发言须句句有着落方好。人于忙处，畜或妄发，所以有悔。

21、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值得单独进行讨论，那就是《极花》与《王城如海》。相较于其他文本，这两部作品介入社会现实的广度、力度与深度都尤为显著。但是，在社会现实面前，这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却迥然有别，得到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极花》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延续了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余华《兄弟》《第七天》、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和阎连科《炸裂志》等作品的争议模式，许多争论甚至上升到小说的本体观念、叙事美学等理论层面，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解读范围。与前几年备受争议的那些作品一样，这两部小说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采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搬移到文本中，虽然文本形态与社会接受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可以称作新的“问题小说”。《极花》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拐卖妇女现象及其社会危害，《王城如海》则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与精神雾霾。如果说前述作品在审美建构与现实反思之中偏向建构的话，那么《极花》与《王城如海》则相对更偏向反思。

22、1782年写出了他的第三部悲剧《阴谋与爱情》，并着手创作新剧本《唐・卡洛斯》。1783年席勒应聘任曼海姆剧院编剧，1785年4月接受格・克尔纳等四位仰慕者的邀请，前往莱比锡，在戈里斯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他的名诗《欢乐颂》反映了这种真挚的友情所给予他的温暖和欢乐。

23、倘说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不把游戏当游戏，不把故事当故事(虽为虚构，却非常真实。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辞，谓此乃“真实的谎言”)。所谓戏时“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学则“幼是定基，少是勤”(洪应明)，否则必然白首方悔读书迟，空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