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纳粹

1、BZ：由此我们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海德格尔在马巴赫(Marbach)的那些遗稿。眼下全集的出版人才有权接近这些稿件。只有在出版之后，普通人才有幸一观。不是必须对这种苛刻的做法进行一点改变吗？

2、Figal：但它们并不是核心的。人们能够在其中看出它的策略，即他先提出他的思想，然后接着作为个人而卷进来。我始终紧迫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要在基本信念上支持这个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3、德里达：他们以虚无主义、反人文主义等等来指责我。你知道所有这些口号。与这一指责相反，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因为我相信有必要(如果可能的话无止境地)暴露海德格尔文本(写作和行为)深远地依附于所有纳粹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我相信这个深不可测的畸形物，不应该根据众所周知的和最终会消除疑虑的先验图式来分类，我发现某些花招既荒谬可笑又令人惊恐。它们很古老，但我们此刻又看见它们重新露面了。

4、   我们在这儿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一个存在着明显矛盾的地方，那就是海德格尔一面提醒人们警惕技术理性对于“存在”的遮掩，警惕“技术的本质”之危险，另一面却又对通过极权和种族主义实施统治的纳粹政治，所能实施最大程度地，对技术的本质之承担(用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技术系统对犹太人进行现代性地有条理地屠杀)而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样的政治形式—纳粹的“内在伟大”—反而是对技术本质的抗拒。

5、在巴黎本雅明的家庭聚会中，阿伦特认识了他深爱的第二任丈夫——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火热之恋就此拉开序幕。布鲁希尔不同于海德格尔，也不同于施泰因，他有一种迷人的单纯善良和过人的才智，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阿伦特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梦想的真爱，和他一起享受快乐，面对艰难。

6、这里两次谈到的“决断”(Entscheidungen)都是复数。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就一直在强调“决断”或“决心”，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需要对什么做出决断。洛维特曾对他在弗莱堡大学的学习生涯回忆说：“海德格尔……最早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我们期待他会提出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反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愿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呼吁性格，以及他的精神之强度以及对于那‘唯一的要务’之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唯一’其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只是不知道为了什么。’这是一名学生某日想出的一个笑点准确的玩笑话。”当然，洛维特此时已经发现：“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民族社会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味的忧虑，因而将他的虚无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掩盖了起来”。(9)

7、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海德格尔与纳粹)。

8、     正是面对上述三重运思任务,海德格尔才不失时机地借助纳粹势力提出了“大学的自我主张”,这不是一所孤立的大学就能完成的理念,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载体,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将这种符合思的品格的教育理念确定下来,甚至想以此扭转整个欧洲的颓败现实,在完成欧洲内在康复的情况下,抗衡美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无疑,海德格尔被纳粹利用了,但一个真正伟大的思者是不可能完全被政治利用的,而海德格尔又何尝不想利用纳粹呢?真正有价值的区别在于纳粹利用海德格尔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海德格尔利用纳粹的思想目标是什么,评价希特勒可以而且必须用政治标准,但评价海德格尔则必须用“思的事情”的标准。

9、Figal:Dassichernicht.WersichwieichseitlangemmitHeideggerbeschäftigt,brauchtenichtvielPhantasie,umsichvorzustellen,wiedieÖffentlichkeitreagierenwürde.DassicheineWeilegebrauchthabe,ummeineEntscheidungzufällen:Ichneigedazu,dieDingereifenzulassen.EinGemengevonüberlegungenhatmichbegleitetseitMärz,alsichdieTextezumerstenMalimZusammenhanglesenkonntewiewiralle...

10、其次，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影响下，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然而有两个问题，第海德格尔过于强调自我，这很容易被外界看作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哲学；第海德格尔曾经很有影响，当上了大学校长，可是在希特勒纳粹掌权以后，他很快臣服于纳粹政权的淫威下，还率领一些大学教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不仅令人们对海德格尔侧目，也对存在主义哲学颇有微词。

11、对形而上学的界定不同。胡塞尔,尤其是中后期的胡塞尔,是一个先验观念论者。而海德格尔则是基于一种“生存”的维度来做的。形而上学对胡塞尔来说更多是一种认识的批判,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则是要让存在从一种遮蔽的状态呈现出来的方式。这里可以从对“是”的不同理解去了解一下。

12、参见：M.Heidegger,Beiträ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1936-1938),GA65,VittorioKlostermann:FrankfurtamMain2003；中译本：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2012年，页↑

13、Figal:überrascht,entsetzt,schockiert.IchhabetrotzHeideggersgroßerSympathiefürdenNationalsozialismusnichtgedacht,dasservorsätzlichundmitüberzeugungantisemitischeÄußerungentut,nochdazuvoneinersolchenInfamie.EswarderzwingendeAnlass,meinVerhältniszurPersonHeideggerzuüberdenken.

14、参见：PeterGutjahr-Löser: „IstTheodorLittimNovember1933zuHakenkreuzegekrochen?“in:Theodor-Litt-Jahrbuch7,2010,S.2↑

15、在以后的日子里，海德格尔大量阅读了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林、黑格尔、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著作；广泛地了解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受到了李凯尔特、舍勒等人的影响，并完全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做了母校的讲师。

16、Figal：吃惊、恐慌、震惊。尽管海德格尔对纳粹颇为同情，但是我之前并未想到，他是蓄意并且确信地进行反犹主义的表述，没想到还会这么无耻。这一个不可回避的动因，让我考虑自己跟海德格尔这个人的关系。

17、   这里，我做一些围绕着“形而上学”和“技术的本质”这两个关键词的补充说明---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来说，习惯问的问题是，“某某东西是否存在”，将“存在”本身当作不言自明的东西，却没有追问‘存在’本身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虚无主义，是陷入现代权力域的地球人的世界历史运动。形而上学之所以是虚无主义的，是因为它忘了存在，更具体地说，是忘了存在的意义---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被存在抛弃，是忘了存在本身的意义，一心只想利用存在者---这就预兆了一种运动，走向后来的技术理性；随着现代性的继续前行，有关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多被‘技术问题’取而代之，从而使世界更容易被切割和工具化，产生出由技术原因所塑造的框架---而框架阻碍真理的闪光和支配作用，把人遣送到被勒令的天命，因此极度危险；而危险的地方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的本质之神秘性：它可以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

18、萨特所说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即自由”;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行动中，人才能变成自己所要成为的，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本质。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是自由的。

19、1927年 《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八期上首次发表。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探究存在的问题。

20、看起来，德国终于要觉醒了，终于要认识到并掌握住自身的命运。

21、在“平庸的恶”遭遇到最大恶意批评的时刻，有人指责阿伦特说，她不热爱自己的民族。阿伦特回答说，尽管她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她不会热爱自己的民族，不会相信他们。她只能热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这是阿伦特基于自己的思考之后作出的最为审慎的回答。

22、阿伦特一生中基本上没怎么写哲学著作，她与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段恋情披露出来之后，给哲学界添了不少的八卦。要是这段恋情给阿伦特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成为一个哲学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就像海德格尔成为纳粹帮凶一样。

23、BZ.Dasheißtaberdoch:DiePersonspieltjetztauchinderphilosophischenAuseinandersetzungeineRolle–zumalHeideggerselbstdieSchwarzenHeftezurPublikationinseinerGesamtausgabevorgesehenhat.

24、这里还可以参考奥托·珀格勒的回忆。他与海德格尔有过十多年的交往，他的写于1963年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也受到海德格尔本人的认可。他曾至少两次在访谈中重述海德格尔的“忏悔”。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海德格尔］说过，他在1933年时完全迷惘了。他将希特勒看作一个如今人们所说的‘绿色’政治家。他在当时选举时还投票给了一个葡萄农d，即当时的‘绿d’，并且当时他说：现在只有这个希特勒能够对此做出改变，改变这种崇美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侵入，他们恰恰想要毁灭所有这些存留下来的农民乡土的东西。他当时是对我这样解释的，而我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些。”在另一次访谈中珀格勒还回忆说：“他［海德格尔］也与我谈过关于他在1933年时的情况。他对我说：‘当时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当时相信，需要有一次起义，那时有五百万失业者，他们得不到失业救济金，而是真的会饿死的。”然而，当珀格勒在1972年的《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中公开了海德格尔的这些说法之后，海德格尔非常生气，认为这是私下里说的东西，不能公开发表，因此要与他断绝来往。(29)

25、萨特讲了一句名言：“人命定是自由的”。里面包含有两层含义——第人是被无缘无故抛到世界上来的，是空无所有的；第人一旦进入尘世，他就享有绝对的自由，就要对所做的一切负责 ，就是自己行动的主人。

26、        “纳粹问题”只是陈氏标题d，他在文中“漫不经心”谈到的其它问题，绝对比这个重要。

27、Figal：对此我不想说。对我来说，问题是，我是想在一个代言人职能的框架中来研究海德格尔呢，还是自由地进行研究。我的决定是自由。

28、)因此，如果海德格尔还在世，他或许不会去在意费伽尔的抱怨。

29、陈春文老师的这篇长文，是一篇论文，更是一篇散文。从文本的躯壳向内探索，你会遭遇一种激情，一次扭转，发现一个学者身份以外的“陈春文”。

30、海德格尔去世前曾将一篇写于1945年的就其1933年担任校长职务所做的自我说明文字，或者不如说，自我辩护文字交给他的儿子海尔曼，让他在适当时间发表。他在其中向责难他的人反问：

31、50年代，萨特积极参加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由此和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成为挚友。1953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32、对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思想史，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很早便抱有某种日常的反犹情绪，包括他所说的在有关大学理念问题上的反犹主义倾向，但它只是个人经验方面的取向，并不具有种族主义和生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在1933年到1945年的十二年里，他可以说是受到了某种群体性癔病的感染，从而与被纳粹煽动起来的大多数民众一起陷入反犹主义的狂热。即使后来对纳粹有所失望，他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也仍然试图从其哲学理论出发对“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进行论证，并在此期间达到他反犹主义思想的顶峰。而后，随着二战后纳粹的消亡和反犹主义狂热的退烧，他一方面对自己在二战期间一些做法抱有一定程度的羞耻和懊悔，同时作为学者和思者又羞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浅薄和冲动，因而始终而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则在犹太人世界阴谋论方面仍然坚信不疑，甚至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理论来为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做一种不同于流俗的、而是“贵族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或雅利安式的辩护。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情感反犹主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他的哲学反犹主义或“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则需要受到讨论和分析，它一度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自我主张，但后来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它只是为自我辩解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在所有这些思想道路上，犹太人胡塞尔都作为犹太思想的范本忽隐忽现地伴随着。

33、Figal:HerausragendwichtigfindeichdievonIhnenangesprocheneFrage,wiesicheineRelektürevonHeideggersTextenausdendreißigerJahrenaufderFoliederSchwarzenHeftegestaltenkönnte.DieFrageistoffen.Dashängtauchdamitzusammen,dassdieTexteausdenDreißigernundVierzigernimAllgemeinenvonHeideggerüberarbeiteteVersionenausdenfünfzigerJahrensind.

34、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是将纳粹的大屠杀相对化，比作他所认为的所有不合理、但仍然是现实的事情：“农耕现在是摩托化的食品工业，本质上与毒气室和毁灭营中对尸体的处理是一回事，与对各州的封锁与遏制(Aushungerung)是一回事，与对氢弹的制造是一回事。”(32)

35、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欧立远译，行人出版社：台北，2007年，页52－↑

36、M.Heidegger,BremerundFreiburgerVorträge(1949,1957),a.a.O.,S.↑

37、萨特的思想，在二战期间就发生第一次重大的改变，几乎完全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走了出来。这很可能与他经历的二战有关，纳粹的残暴罪行和普罗大众的痛苦促使他发生了这一改变。

38、以上几位都是时任马堡大学哲学系的私人讲师或教授的学者。或许马堡大学当时是纳粹精神运动的学院重灾区。↑

39、把海德格尔妖魔化为纳粹分子是盲思的结果,但把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说成失足也不是事实。要理解这一事态的真实性,不能不从海德格尔的“思的事情”说起。

40、任何适当的分析必须考虑一种双重拒绝，不仅拒斥任何哲学文本具有绝对自主性的权利要求，这种权利要求总是伴随着对于全部外部因素的否弃；而且也拒斥任何将文本直接化约为其生产的最一般的诸种条件的做法。

41、“MeinliebesSeelchen!”–BriefeMartinHeideggersanseineFrauElfride(1915-1970),DeutscheVerlags-Anstalt:München2005,S.51,S.1↑

42、GünterFigal,Martin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derFreiheit,BeltzAthenäum:FrankfurtamMain2000,S.↑

43、萨特的思想，在二战期间就发生第一次重大的改变，几乎完全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走了出来。这很可能与他经历的二战有关，纳粹的残暴罪行和普罗大众的痛苦促使他发生了这一改变。

44、又如，胡塞尔曾在1933年5月4/5日的一封长信中向他的哥廷根学生迪特里希·曼科倾诉对自己五十年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回顾和体会，包括对海德格尔、尤其是对其三天前公开加入纳粹d的做法失望然而，曼科作为马堡大学哲学系主任(1932－1934年)不仅在半年后也在这封信上签名，而且还在1934年加入了纳粹冲锋队。(22)但曼科一直还写信给胡塞尔夫妇，包括在胡塞尔去世之后的致哀信。(23)

45、埃里邦：你最新的一本书《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也谈论了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你把这个政治上的问题铭写在他的思想的中心。

46、为什么这个骇人听闻的档案显得如此令人难以容忍却又令人着迷呢?确切地说是因为迄今为止无人能把海德格尔思想的全部作品贬低为纳粹理论家的作品。否则这个档案“记录”将不会引起人们任何兴趣。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位严肃的哲学家能避免对海德格尔进行“阐释”。人们怎能否认这点呢?为何要否认二十世纪如此众多的“革命性的”、大胆的、招惹是非的作品，已经冒险地进入或甚至献身于被恶魔侵扰的领域(依据对自身的开明性和左翼-民主的人文主义极有信心的哲学来看)。除了抹掉或试图忘却，难道人们就不能为了我们的时代，对这一经验作一个说明吗?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对我们而言已都很清楚了。现在的任务、责任和事实上唯一新的或令人感兴趣的事情，难道不是试图确认断裂的可能性与类推法?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两个方面的断裂，一方面是被称为纳粹主义的东西(那个根系依然不明确的、庞大的、复数的、变异的大陆)，另一方面是同样复合多样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断引起争论、谜一般的、仍需不断被阅读的海德格尔的思想。这倒不是因为这另一方面是保存完好的。依然密写在良好的、令人放心的政治学中，即一种“左的海德格尔主义”，而是因为它反对实际的纳粹主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旋律，但它也可能只是更“革命”、更纯粹的纳粹主义!

47、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从纯粹主观性和纯粹意识活动出发，引出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存在领域——“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他说，我以外的世界是“自在的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这个观点，是多少受了海德格尔影响的。

48、M.Heidegger,RedenundandereZeugnisseeinesLebensweges,a.a.O.,S.4↑

49、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决定的，而完全是由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是自己设计选择的结果。

50、对此问题可以参见笔者在后面“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1)”这一章中的展开论述。↑

51、   第三种态度则是听之任之，不再介入，为诸神可能的降临默默奠定基础。因此，齐泽克认为，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伟大“的提及，也可以严格依据下列三种意义来解读：

52、我们在前面“续篇”中已经指出：“在后期的海德格尔那里，狄尔泰历史哲学的元素事实上是被淡化和忽略了。”↑

53、执教于弗赖堡的哲学家君特•费伽尔，在任职十一年之后突然辞去了其海德格尔协会(位于麦斯教堂镇)主席一职。对他走出这一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去年三月出版的这位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中公然地表现出的反犹太主义。BettinaSchulte想从他那里知道关于辞职的更具体的情况。

54、那么，沉沦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人的一种常态也是一种原初的状态。因为自由的本真状态，对人意味着一种难以承担的重负，正如操心、操劳这些让人厌恶的词，人有逃避责任的、趋乐避苦的天然的人性倾向，由众人做决定、按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由众人承担责任，以不可能和无法改变为借口来说服自己安于现状，逃避筹划自身和选择带来的重负，在沉沦的状态，人获取了安全和安宁的感受。这表现在哲学上，追求那种确定性，也是为了逃避自由的不确定性，进而从哲学中发展出科学这样的东西，这就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存在遗忘的历史，这就是因为人最初就处在一种沉沦的状态之下，追求凝固了的、确定的存在者，逃避流动性、生成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只是人沉沦状态的一种显现。

55、以上三本哲学论著，主要阐述他受胡塞尔影响的现象学观点。

56、埃里邦：人们肯定会问：从你把纳粹主义放到海德格尔的思想的中心地位起，你又怎么可能继续阅读他的作品呢?

57、Figal：我从来就不这么理解。我是作为独立的哲学家而任这个协会主席的。我始终是实事求是地、批判性地与海德格尔进行争辩，而非英雄崇拜。我从不认为我的任务是将继承人的立场带给公众。

58、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在哲学上的早熟和天赋。在18岁的一天，海德格尔从一个乡村牧师手中借到了一本题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书，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产生了20世纪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这个让年轻的海德格尔如此着迷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位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给它一个解答。

59、1906年10月14日，阿伦特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市。

60、BZ：您的职位代理人，意大利的女哲学家donatelladicesare批评您的辞职是“非哲学的姿态”。她指责说，您不久前还以协会的名誉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这个会议本打算讨论黑色笔记本的发现。您本人还对此努力促成。协会有可能弄错吗？

61、二战结束后不久，胡塞尔的忘年交、鲁道夫·奥伊肯之子、时任弗莱堡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教授的瓦尔特·奥伊肯曾在战后清理委员会上作证，指责海德格尔具有反犹立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指出海德格尔与他的犹太血统的老师胡塞尔的冲突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立场有关。但海德格尔否认这一点，在他看来，他们的疏离是由于胡塞尔在“1930年或1931年”首先公开表露出的“哲学上的意见分歧”所致。当时的记录为：“据奥伊肯先生所了解的，胡塞尔曾认为，海德格尔是因为其反犹主义才背离开他。奥伊肯先生没有进一步通报具体的细节，因为这样的报告与胡塞尔的意思不相符合。”(10)的确，如前所述，胡塞尔在世时很少向他人透露他与海德格尔的私人分歧。帕托契卡和勒维纳斯都曾指出过这一点。除了在《观念》英文版后记中不指名的、以及在柏林讲演中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流行哲学趋向的顺带批评之外，胡塞尔只是在几封私人信件中谈到他对海德格尔的极度失望。而且，在1931年给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中描述海德格尔接任他教椅之后的表现之后，他还特别要求：“我迫切地请您私密地对待这封信。我在学术上如何对待海德格尔，这一点我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做了表述。现在流言蜚语已经足够多了，而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的失望等等与任何人都无关。”(书信II，184)奥伊肯显然了解胡塞尔在海德格尔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因此并未深究。

62、     哲学史是一部虚无史,西方的文明持续地构造虚无。这种表达并非刻意强调欧洲的历史的否定性方面,更不是虚无主义的烂污,对海德格尔来说,虚无是欧洲内在的历史命运,因为在历史破晓的瞬间,虚无已经作为基本词诞生了,欧洲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不仅此历史是按哲学的样式展开的,而且要理解此一历史也必须哲学地理解,哲学地返回它的深处。为什么说虚无是欧洲内在的历史命运？就因为欧洲的内在历史尺度是哲学,就因为哲学一味规定作为是者的是者的真理,使是的真理废墟化。只要严格地在哲学内讨论真理,那就只能讨论是者的真理。只要哲学地解释历史,历史就只能是有关理解的逻辑学,只能局限于是者的真理,而不是它本应回归的是者之是。在这种从缘起上就是虚无的哲学中,当人们说真时,实指现实的是者,而非是者之是,而非是者的真理；当人们说善时,实指普适的原则,一个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空洞概念,而非原则之为原则的是,即原则的真理性追问；当人们说美时,无非是给形形色色的是者排序,使它们从是者的整体上看井然有序,而非在是的敞开中分享物的深刻让予。

63、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称存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剔除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性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纯粹的生存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就变得彼此远离，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理论哲学”。但这种结论却非常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者在传统哲学上的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64、他说，人要在自我创造中展现自己的价值，选择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承担责任。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怎样使自己的生活更幸福需要自己的选择，也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勇气，只有注重行动，对创造属于自己的“本质”怀有绝对的信心，才可能创造想要的人生。

65、以下是海德格尔信件的节选，由《时代周报》的亚当·索伯琴斯基和亚历山大·卡曼于上周末首次发布：

66、————————————————————————————————

67、参见海德格尔在致马尔库塞的信中所说的第二点：“1934年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错误，出于对国家和d的抗议而辞去了我的校长职务。”(M.Heidegger,RedenundandereZeugnisseeinesLebensweges,a.a.O.,S.430)↑

68、——————————————————————————————————

69、P.Trawny,HeideggerundderMythosderjüdischenWeltverschwörung,a.a.O.,S.↑

70、   第海德格尔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他不相信相对于当今技术的本质而言，民主政治是最恰当的形式。应该沿着这一思路解读纳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相比，纳粹的全盘动员更适合于技术的本质。

71、   齐泽克接着指出海德格尔把大屠杀化约为大型的，普通的历史趋势的例证。在1950年的论文《框架》中，他把“集中营的尸体制造业”与机械化农业、氢弹制造相提并论，把它们视为共同的技术性配框。纳粹把犹太人化约为劳动力，化约为技术上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可以无情地使用和残酷地处置；他把纳粹主义的内在伟大解释为现代人在抗拒技术的本质，他从来没有把同样的内在伟大归诸于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派资本主义及其强劲对手共产主义，都同样致力于追求通过技术实现物质主义的满足。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在使用技术理性去“框架”(enframing)这个世界的努力中，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一丘之貉”。

72、只有面对死亡的虚无，人的存在才能完全地显现出来，也可以说，死亡是存在最终的完成，是最本己的、只属于自己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向死而生，向死而在，先行到死中去，通过对死亡的领会，对那种绝对虚无的领会，来领会生和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死亡的领会，把自己从沉沦的状态逼回到去存在的本真状态中，直面死亡，把自己逼回到自己筹划自己的未来的状态下，去实现生存的本质——去存在。死亡的无可替代性正是昭示人的存在本质——人不得不在，人对自身存在的不可逃避。

73、Figal:Ichdenkenicht.SeriöseWissenschaftlerbrauchenbeiannähernd1000SeiteneinigeZeit,umsicheinzuarbeiten.EineTagungimvergangenenJahristerörtertworden.Ichfandesbesser,nochzuwarten.NachmeinerVorstellunghättedieTagungimTurnusderzweijährigenTagungenderHeidegger-GesellschaftimHerbst2015stattfindensollen.Eswurdefürmichallerdingszunehmendschwierig,mirdieseTagungimKontextderGesellschaftvorzustellen.

74、于是，在结束了与前夫施泰因的法律关系后，她便与布鲁希尔在巴黎结婚。

75、就科技与现代问题而言，在当代思想史上，无论在海德格尔之前，还是在他之后，思想家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无限扩张提供了各种方式的警醒和各种对其进行遏制的建议，而且其中有许多恰恰是犹太思想家，例如胡塞尔通过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尝试原因的分析而展开的历史现象学，约纳斯在责任伦理学与生态哲学等等方面所做的倡导。但所有这些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应当都还属于旁枝末节的思考，甚至仍然属于算计理性的范畴，没有把握到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隐秘的决定因素”海德格尔的许多说法表明，他将犹太思维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因而在他那里与在尼采那里一样，古希腊带有双重的含义。例如，他在充满反犹主义味道的不来梅讲演中说：“路标不仅仅回指地表现在从λόγος而来的思的起源中，而且它也前指地表现在算计之思的极端形式中以及它的主宰的日益加固中。”(23)在这里，古希腊“逻各斯”意义上的理性话语被视为当代和未来的算计理性与制作性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先驱。这与特拉夫尼的说法一致：海德格尔想要在犹太人的“算计的熟练”以及“计算能力”中找出某种特定的思维形式，最终是“非常宽泛地把算计与理性连接在一起，以便把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也纳入到某种历史序列之中去”类似的努力还表现在海德格尔用Dichten、Sagen、Reden、Denken、Sinnen、Sein/Seyn等德语词来重新诠释或替换θεωρία、λόγος、ἐπιστήμη、φιλοσοφία、ἰδέα、οὐσία等希腊概念的尝试中。

76、   在《视差之见》的这几章里，齐泽克从正文到脚注都在嘲讽海德格尔。他先阐明，在海德格尔的有限存有论(ontologyoffinitude)中，包含两个基本的前提观念:

77、Figal：这的确是问题。恰恰是在三十年代，个人经历与思想的结合无论如何是很紧密的，因为海德格尔本人也曾争取达到这一点。在那个时候，他强行推进这一思想，即将哲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实现。问题是，人们想在何种程度上与这个环境相结合。他想结合。即使在他远离纳粹d的时候，他仍坚持在精神上的纳粹主义。对此我只能激烈地批判。在我看来，哲学是跨民族的。

78、这应当是海德格尔首次“领导元首(denFührerführen)”的尝试。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79、阿伦特一生探讨的话题范围非常之广，路径也不拘一格。她的政治哲学并没有统一的体系，涉及的问题有：极权主义、政治行动、自由与革命、暴力与人权、共和的危机、责任与判断、艾希曼审判、对恶的反思以及人的境况。

80、在1941年重印时候，海德格尔删除了在《存在与时间》上给胡塞尔的献词，并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到出版商马斯·尼米尔(MaxNiemeyer)的压力。

81、这不是一个把一切混杂在一起的问题，而是一个对那些禁止把海德格尔的话语与其他欧洲话语(不管是古老的还是当代的)简单地区分开的特性进行分析的问题。在1919年和1949年之间，每个人都在思考(但我们今天难道不在思考同样的事情吗?)“欧洲将成为什么?”而这总是被翻译成“怎样拯救精神?”这种危机、堕落和精神的“匮乏”的类似症兆经常地被提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话语及其共同的视界内。纳粹主义只有同其他国家、其他“民主的”政府、学术的和宗教的机构，保持有区别的但又是决定性的同谋关系才能得以发展。对精神自由的赞歌一阵阵地涌起，跨越了这张欧洲的网络，而且至今依然不息。确切地说，这首赞歌至少在海德格尔写“教区长之职的演讲”和其他相似文本的时刻，同他是有共鸣的。我试图去领会有关这些互换、分割、相互翻译的共同的和可怕地传染性的法律。

82、1945年，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传播存在主义思想。

83、但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两个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同，阿伦特像男人一样抽雪茄烟让施泰因难以忍受，阿伦特觉得他们组成的这个小家就像一个地狱。1936年施泰因离开阿伦特离开他的家前往美国，一年后这段错误的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

84、"DasEndedesHeideggerianertums"

85、总而言之，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政治感觉方面的伦常好恶，无论遵照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方面的价值判断以及国家政治学说方面的逻辑论证，我们是否有权将一批人按照他们的血统和种族来划分，并据此划分来进行反对和排斥，甚至默认和赞成用暴力的方式，利用国家机器，有组织、有计划地将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加以肉体上的灭绝，这是一个无法通过相对化的策略来消解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大是大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