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小说

1、黄昏我再到田里找大哥。他看见我十分兴奋，立刻着大女儿回家拿照相机，边跟我讲去年九月落雹的奇事。照相机拿来，大哥忽然拉着我的手，立在稻田前，叫大女儿为我们拍一幅照片。他这样拖着我，就像我仍是四岁，在田野间，与九岁的他，亲亲热热的拍一张兄弟照，但我们已经是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了，而且我已经探脚进入我的坟墓。 

2、黄碧云：我不赌的。但我想，我能明白这种对数字、机会的迷恋和快乐。大概是因为人生这场battle我们已一定是输家了吧，赌博却有赢的可能—所以令人兴奋。

3、学历：2003-2005年就读于私立高中成都外国语学校05级。高考前外语过GRE，并在清华自主招生复选的笔试口试中顺利通过，最后在高考中意外地败北，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改进天津外国语大学。(黄碧云小说)。

4、即使写运动，不能忽视的是陆港两地的差别，这也是赵眉被吸引的关键。“赵眉直起身来，对‘民权’她感到了陌生，但又起了尊敬的心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血流成河……高帽在空中飘扬……美丽的红领巾如血……就从来都没有人提到‘民权’。”赵眉总是不脱对政治运动理想的想象，是由陆对港的，但黄碧云前期的作品擅长的是言情，这点陆港的小对立是言情最重要的佐料。(黄碧云小说)。

5、这天略有一点雾，天气阴凉。火车来了，我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旅程，回了乡。 

6、人世的巧合如此，我不觉诡异，只是隐隐觉得凄凉。 

7、我记得我记得，我替她束过发，剪过脚甲，为她买了一束太阳菊。

8、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黄碧云《沉默.暗哑.微小》

9、(5)引自黄碧云于2004年７月４日于中央图书馆说的“小写之可能”讲座，后发表于《明报》(香港)2004年7月11日。

10、(2)黄念欣：《末日之后、若寄浮生——笔记黄碧云》，《信报》(香港)2011年7月9日。

11、底层何在？沦为黑帮吸毒者的烈佬固然是，但更容易为人忽视的也更具有爆发力量的潜在的底层已经形成。1960年代的香港淡化了冷战色彩，与内地的隔绝使香港人口逐渐稳定下来，新一代本土出生的香港青年成为香港社会力量的重要构成。“青年卢麒1947年5月1日香港出生、卢景石1947年11月香港出生、何允华1951年12月香港出生。24名在海棠道被拘留的童犯，多数〔十八名〕是香港出生的。所以，‘香港’就是问题本身。(〔如果卢麒不在香港出生〕〔香港出生。我们。但我们那么不一样。〕)”(25)这一群香港本土出生的青年人不再如他们父辈一样北望内地，而是以香港为家，关注在地的民生问题。在那个“艳情年代”(黄碧云语)，青年人的情感表达直接。“一九六六年的九龙骚动不单是一场反抗运动，也是情感的大爆发。当时的人政治意识相对不太强，事件与左派右派没有很深的牵连，而是直接的情感爆发。……骚动过后不久，天星小轮得到港英政府批准加价，社会基本上毫无反应。回头看九龙骚动，只是一班人随心所欲，表达自由的感觉。”(26)《卢麒之死》不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而是被沦为底层的一代香港青年人压抑情绪的整体爆发。因此，《卢麒之死》写作的真正指向不是卢麒自杀/他杀事件本身，而是要质问谁在制造底层，谁让年青人沦为底层。此外，作者也对运动中的激情与运动后的人性进行拷问。群众运动看似轰轰烈烈，无论破坏力还是自毁性都极强，但作者更希望让读者看到的是运动过后暴露出的人的软弱、人的出卖。黄碧云对社会运动的冷峻观察与思考其精神资源来自鲁迅。

12、此时稻田正绿，生命仿佛广阔无尽。我虽不眷恋生命，但与眼前的一切格格不入，我感到了难以言喻排遣的哀伤。因此也与大哥，默默地吸一枝卷烟。 

13、至于对书面语水平的提高非常有帮助的书，应该是名家名作。

14、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再次复现黄碧云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回归”。作者在早年作品〈创世纪〉里，设置了“游以暗”这个角色，她从美国回香港为她的母亲奔丧，其时恰在“九七”前夕。而在《微喜重行》中，微喜为了安葬兄长若拙回到原乡，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SARS肆虐之时。这不仅是一种巧合，或理解为黄碧云写作轨迹上的某种呼应与延续，有关“回归”这一指涉清晰且富含隐喻性的意象。〈创世纪〉中，游以暗有孕在身，为母亲奔葬，返回旧居，其间不断发生臆想，或遇到父母魂魄，萦绕不去，疑虑丛生，故事的最后她生了一个怪胎。而微喜回到香港，及至转赴从未踏足的原籍增城，从而大量地铺陈近现代历史。这一历史迭合家族陈旧秘事，亦如魅影纠缠。作者着意在其间安排祖母“麦氏香莲”作为旧日遗迹，围绕其存在不断复现历史细节，成为微喜与“根基”交接的引线。“死者了了，生未必佳，她站着等我，清代朝人，一世纪的鬼魅，巫氏如地府使女，交代我，奶奶今年，九十七岁。” 围绕这位长者的寻子经途，由家族记忆转向家国记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战败、国共战争，大事件重迭而至，铺排有序，似乎将还乡重行引入家国北望主题。然而，作者文中一句“无国无家，来到香港，每一段都是儿女私情”，再次由“重行”之旅抽身而出，终止于香港的观照本位，与中国近代风云淡然拉开距离，成就与贯彻了整部小说的发言立场：家国之梦，唯梦而已；重行落定，无所根系，无所依归。这无疑颠覆文本所预设的“回归”主题，造就了悖论式的个人与历史间的张力。

15、     我回到家的时候是黎明。天色非常幽暗。我浑身都非常疲乏，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我也实在挂念裕美，不知有否伤了她的心。我泊好车，房子一片黑暗，想来她已经睡了。 

16、(1)凌逾《重构中西文化因子——从非虚构的虚构看文学大势：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从《烈佬传》蕴含的中西文化因子出发，论及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本文立足香港社会、历史情境，结合新作《卢麒之死》论黄碧云非虚构转向的本土性思考。

17、南都周刊：你的写作越来越不在乎读者了。你在乎过吗？

18、我以前一直恨我爸爸。包括我哥哥，感情也很复杂。但到我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放开很多东西了。说实话，是在我爸爸和我哥哥两个人都离世后，我好像才开始再一次生活，重新理解爱和生命欲。

19、从小说体报道文学《烈佬传》(2012)到长篇非虚构小说《卢麒之死》(2018)，黄碧云还原一个香港法律记者的初始身份。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黄碧云小说的创作转向是明晰的。此前，黄碧云以《后殖民志》(2003)《小写之可能》(2004)作为告别仪式，对自己的写作/发声的位置和姿态进行了某种精神清理，并以长达7年的封笔(正好对应作者为写作《烈佬传》进行的从访问收集资料到完稿的时间)寻找下一个出发的位置。发表于2011年的《末日酒店》看似很后殖民，实则如黄念欣解读“黄碧云要说的不是后殖民或本土性，早就不是了。诚如她为本届香港书展所设定的演讲题目，她关心的是‘小说语言的隐密’”。(2)《末日酒店》可以归到黄碧云“隐秘”回归香港文坛的“直觉”试笔，是“以小说来写诗”。她用作开首的“他们已经忘记我了，和那间107号房间。”是随性写来，但也隐含着诏告读者熟悉而陌生的黄碧云回来了。(3)写在《烈佬传》和《卢麒之死》之间的《微喜重行》(2014)尽管没有强调非虚构，但也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书的封底上写着：“微喜将她写过的，再写一次。你将我视作微喜，亦无不可。这是我写给我哥哥的遗书。”作者本人在演讲时亦强调“《微喜重行》是我写给哥哥的一封遗书，也是我人生的总结”。(4)《烈佬传》和《卢麒之死》可谓黄碧云归来“大做文章”的非虚构之举，《烈佬传》获得2014年第五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卢麒之死》可供研究的空间也很大，只是由于刚刚发表，回响争鸣的声音尚未发出。故而本文以此二著为中心，探讨黄碧云小说的非虚构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呼应了2002004年黄碧云的告别之辞，走出了后殖民写作。

20、我想的我人生也从此进入了省俭时期：真的不需要那么多。我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姿势。

21、《盛世恋》的另一名句，“原该如是，太平盛世，个人经历最大的兵荒马乱不外是幻灭。”“恋”是对爱情婚姻的幻灭，“盛世”又何尝不是。理想主义者赵眉想在方国楚身上得到的，最终全是泡影。小说写于八十年代，是黄碧云二十多岁时的作品。到今天，种种运动不止，更为无稽荒诞，盛世自然不是盛世，如果写横亘着意识形态的恋爱，恐怕更为撕裂。可惜是这种文字不仅少见，连黄碧云的新作，也没有被篡改的余地，直接被拦截阻隔了。

22、爱情是什么？玛格丽特·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23、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故事一向很难讲，香港本土作家一直致力于自我表述的探索。后殖民理论是前殖民地知识分子擅用的反抗武器，它意味着弱者可以凭此颠覆改写权力关系，意味着主体身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当前殖民地知识分子过度地依赖这种理论时往往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当中，反而内在的巩固了其作为弱者的心态。具体体现在香港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上，一是写作意图的理论先行，二是“逆写”文本策略的普遍运用。“一向以来，一些人在谈论或追求文学的本土特色时，常常会流于狭隘的理解，以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采访，作‘立此存照’式的地方书写，就具备了本土色彩。这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在我看来，文学是为生命立传，而不是为街头或地名立碑，真正的本土性更应表现一种人本关怀，一种由生活出发形成的人文经验与情怀，经内化而形成的观照方式与表达方式。”(32)蔡益怀委婉的批评指向是香港后殖民本土写作流于景观化的肤浅。事实上，香港后殖民书写尤其要警惕的是学院派作家的“内倾性”写作：精英化、小众化。董启章、陈智德与黄碧云都是势头正劲的香港本土中生代作家，他们都擅长以后现代技巧表达后殖民的书写困境。董启章《地图集》《博物志》以考古方式挖掘香港的实存，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而拿捏好学院派作家炫技式的后现代技巧很重要。黄碧云“走出后殖民”的非虚构转向是香港文学出现的新品格，指向文学的公共性、开放性与介入性。刘大先在论及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坛纯文学话语的现状时指出，“它腾挪辗转的空间即便没有全然封闭，也已经变得极其狭小，而至其末流，则使得文学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日益趣味化和风格化，从而丧失它的公共性，失去它在现代以来的文化参与性潜能，而重新退缩降解为前现代时期的形式卖弄、个人抒怀表达或后现代式的娱情遣兴和被资本所驱遣的消费。”(33)这种情形与后殖民香港书写有类似之处。

24、从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对她的评价就充满争议。她从“榕树下”起家，文字犀利冷漠、阴冷决绝；她笔下的主角，多是“穿着棉布裙、帆布鞋，有着海藻般长发的女子”，眼神清澈、神情坚定，对待爱情明媚而热烈，对待生活却暗沉而颓废；她们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却有着都市人群特有的疏离和漠然。图片来自网络我一直愿意相信，“七月”、“安生”，这些女主角身上那些鲜明的特色，正是当时的安妮宝贝灵魂深处自我个性的映照；所以，她的笔下，类似的故事灵感才会源源不断。

25、方国楚年轻时的战友中有一位叫小超的，黄碧云借方之口写他，“上一次，可能是他发现以前的学运战友小超跑去拍搅笑电影，他窜红了……他有点怅然。”一边写他根基弱，爱投机，又讥讽他是谐星聊作安慰。写小超的几段，不知道黄碧云是否有稍稍借鉴她曾经的朋友黄子华的经历。

26、黄碧云：小时候不能。长大后明白这就是命运。我家七个兄弟姐妹，其实都像他，身上有很多共性。比如说我哥姐都好赌。我哥在美国，照样买香港的马，他临死前一晚还在看《马经》，不知多高兴。我的一个姐姐呢，在她癌细胞扩散情况很不理想时突然跟我说，医院给她放假了，让她跟雀友打了十二圈麻将，她好开心。

27、     恐惧不可知，还是恐惧知道？恐惧让我们退缩？

28、(39)曾瑞明：《非虚构小说的权利和义务——评黄碧云》，《立场新闻评书》2019年2月19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

29、     我搬到得萨斯州去。好象那边的天地广阔些，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上医院，教一两门医学预科的课，其它时候我都独自一人，驾车到湖边，钓一整天的鱼，闲来坐安乐椅看电视，有时就此睡着。我觉得我愈来愈像一个老人了，虽然我只是三十七岁。 

30、(30)黄碧云：《卢麒之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5页。

31、     那天她特别兴奋。父亲的一个远方表兄，自东京来到别府，可能会有一点金钱的接济。那天母亲特别穿上一件莲青粉荷的簇新和服，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将大哥平助、我、小妹芳子寄在隔壁大嫂家里，便要到火车站去接这位东京来的亲戚。 

32、喜宝把爱放在首位，却用最美好的年纪去追求爱情以外的东西，她才二十六岁，却好像已过完了一生。美好幻想的残存与世故的洗礼，正是那个年代香港最真实的状态。

33、当时的我尚且年少，还未从生我养我的那个略显闭塞的小县城走进城市；本着少女时代特有的叛逆与对未可知外界盲目的憧憬，只觉得她笔下描写的那些女孩们都酷极了：义无反顾的爱，决绝颓然的走；在时过境迁时移势易时不做丝毫无谓地挣扎。

34、当然我在车站一望便把他认出来。他的头发已经全秃，而且还一拐一拐，迎上来，叫我：“平岗。”然后替我提行李。我从不知道大哥双腿有碍，后来他解释说，数年前地震，双腿为塌屋子所伤。 

35、打开包包，里面是一套和服、一双白袜、两条内裤、两件白内衣、一双木屐以及一只小木鸟，那是我儿时沉迷的玩具。我紧紧握着小木鸟，包包在我膝上很重。其实这都是身外物，我也用不着它们了。 

36、    而新作《微喜重行》，仍然延续了文本外在层面的节制感，并且作家对叙事语言本身的打磨与演进，已然内化为与小说主题的水乳交融。此作被作者定性为人生“祭文”，整体格调，颇有尘埃落定之感，不瞋不喜。就语言而言，行文用句皆相当朴素，句群之间的亦呈现出张驰有序的节奏。尤值一提的是，作者以语言为表，透射小说中所隐现的情感线索与人生况味。前半部，纪录青涩过往，以记叙白描为长，用笔朴拙简净：

37、有人说《鹿鼎记》是一本“厚黑学”，似乎读懂了《鹿鼎记》便能像韦小宝一样，虽然是个混混，却可以通吃黑白两道，享受荣华富贵。其实书中在残忍的权贵之争之余，也可以看到金庸的聪明幽默。这本“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开了历史的玩笑，仿佛一个神奇的魔镜，把虚幻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

38、《莲花》、《春宴》，她笔下的主角们，情绪日渐平和，也慢慢“世俗化”，开始更多关注自我与外界的关联。因为喜欢她的文字，还读过很多她在报刊杂志上的专栏文章，得知她离开上海赴北京定居及其他琐碎。2014年，她正式更改笔名为“庆山”，是在与过去的自己挥别吗？也许吧。

39、     从别府坐火车到由布县，风景渐荒凉，火车十分陈旧而细小。我已经布认识东京，但别府就和以前一样，房屋疏落，张目便是稻田，春耕秋收，冬日有雪。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40、     不可知没有内容：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所恐惧；不可知的对象，还是对象吗？说灵魂不灭，说往生，说地狱、火焰、六道轮回，尝试给我们的恐惧，一个具体内容；或鬼，鬼不是像人又不是人吗？如果我们确实知道，鬼不过是像人的漂浮物，所能做的不过是扬过，有什么可怕？鬼为何要在暗处出现？因为鬼知道鬼不可怕，人只怕黑暗不能视，借暗吓人；所有人描述的不可见未来，给予此生的形象，火，牲畜受苦，干热土地，让那，让最后，不那么不可知，就不那么可怕。

41、武侠是香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浓墨重彩之笔，提到金庸，自然不得不想起倪匡。虽然倪匡先生写文章是出了名的快，不免行文间略显粗糙，但文采不可掩盖，各种奇思怪想确实令人佩服。《卫斯理》系列包括了很多的“悬疑灵异”小说，每部篇幅都不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不错的消遣。毕竟倪匡真的是个编故事的天才。

42、“投身于积极而深刻的精神活动，才能带来对生命的真实认识”。

43、     未几看到我妹妹芳子死亡的消息。她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便想从政。最后加入了社会d，而且开始参与竞选。有时她会寄张宣传单来。她反对兴建核电厂，又反对堕胎，进步与保守，兼而有之。我们一直没有通信，直至一天我在“读卖新闻”看见她被谋杀的消息，相信此宗谋杀有政治动机。 

44、(20)袁兆昌：《黄碧云：湾仔烈佬有话说》，《明报》(世纪版)2012年8月16日。

45、南都周刊：说到老，年龄对你而言，构成新的写作主题了吗？

46、大哥在客厅里煮茶。热水细细的泡着，水气氤氲，外面“哒”的下了大雨。茶泡开了，炒米一粒一粒的浮起来，茶香扑鼻。大哥开始讲母亲死后的事情。他说他就在这客厅看见母亲穿着莲青粉荷和服，跪坐在此煮茶，她年纪很轻，才三十七岁。恰如我的梦境。后来他就请了和尚超渡亡魂，大哥的大女儿当下发了七天的高热，在高热里她梦游，夜半起来切腹，幸得大嫂起来，将她打昏，醒来大女儿忽然大哭。我当下一算，此时正是裕美逝世之时。 

47、     我开始在赵眉家中过夜。有一次，连续住了三天，期间我们不停的做爱，我们在虚耗生命的过程感到无比尖锐的快乐和痛苦。 

48、黄碧云：我没什么人生规划的，读犯罪学是偶然。采访到的一个朋友给我一张报名表，我就填了。最初是有想过借此多了解一些深层次的犯罪心理，但之后觉得还是表面的。真正影响你的东西是……从很早就在你生活里植根的那些。

49、曾问过她，笔下这么多人物最喜欢的是哪个名字，她只说在〈丽江无恋事〉里，绯绸或是阮烟桥？我无从得知。

50、黄碧云香港作家。生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亦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生活经验丰富，曾任香港英文虎报记者、议员助理、开过服饰店等。屡获港台两地各大文学奖，文字风格强烈，极力描写人性阴暗面，令读者触目惊心。

51、灵与肉，是爱情的两大代表，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爱情产生之时并不完全靠性冲动，它靠着灵魂与肉体的共同吸引。也许在恋爱初期，肉体还能对爱情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到了后期，则几乎全是灵魂的作用。

52、     婚后我们的生活颇为拮据，裕美必须为人看守小孩，赚取外快，她一直想要一个小孩，但我实习在即，实在无暇多为闲事担忧，故坚决不肯，她便一直泱泱不快。 

53、我记得她的旗袍，绣花鞋，她抄我的笔记时那种不甘不驯之气，她轻轻按自己的胸口时的笑靥，她躺在床上看亦舒的懒相。我记得我冷的时候她给我围巾暖我，我得意的时候她用硬币掷我，我冷漠的时候她拉紧我的手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54、2007年《灯下夜祷》《薄奠》《少年残像》(POOK单行本之一)《流景闲草》《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蓝颜》《城事》《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单行本)《给世界上另外一个我》

55、     那天下大雪，下午四时便天黑了。 

56、在这里，主角的名字不叫程书静，而是黄碧云小说里常见的名字赵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是赵眉来自东北沈阳，并且童年时对“运动”有一定的体验。在她眼里，大陆是充满着激越浪潮的所在，而香港、美国，才称得上安乐盛世。这段背景的篇幅并不长，但足以解释书名的盛世所指和赵眉与方国楚关系中“盛世”的意义。对于运动，赵眉眼中是精彩动荡，而方国楚也曾亲身参与过70年代的香港社运，于他是年轻热血的证明。政治运动残酷会流血，但也是种激情的浪漫。赵眉和方国楚的相互吸引，不能避开浪漫政治的催情。

57、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终日彷徨，焦躁不安，但新时代还是不管不顾地来临了。

58、而黄碧云是谁？在香港这片窄小且并不丰腴的文学土地上，她的名字，常与亦舒、张小娴列在一起，被认为同是为这座都会城市立传的女性。

59、(27)卢敏芝：《火红年代的温柔与暴烈——论黄碧云作品中的历史、左翼与本土性》，《中国现代文学》(台湾)第27期，2015年6月，第209-224页。

60、第一届于2006年颁出，授予了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秦腔》，评委们当时在董启章的《天工开物》与这本书之间抉择良久，最后授予了有三十余年创作经验的贾平凹。

61、因为政治的不可说，大陆出版的版本，很多都是经过篡改的，对比起来仿佛是两个故事。比如《无爱纪》，大陆出现的版本甚至大多电子版，都删去了主角楚楚父亲的一段大陆情事，文革时期他告发了自己的恋人，到了香港后，只收到了她被打断的牙齿，从此再无音讯。被删过的《无爱纪》则成为一则不伦恋故事。不过有些意外的是，近日才看到可谓是黄碧云前期代表作的《盛世恋》在大陆流传的常见版本也是被篡改过的。在豆瓣那时还叫“八卦来了”的小组，有一个高楼扒名气不高、硬拗高贵的假名媛麻宁，网友发现麻宁晒的名牌包照片里面有假货，说她背假包，麻宁解释为，自己每个包都有一真一假。谁知道一个作家的小说，在传播中都能有“一真一假”。

62、也许现在出版书籍相对容易，今年上半年，在我读过的40多本书中，有近10本都是将作者日常生活中的随笔散文结集出版的“文集”。很多在网络上积累了一定人气和粉丝的写手将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印刷成书卖给粉丝，主题不外乎“励志鸡汤”、“快餐干货”、和“看起来很感人的青春爱情故事”。

63、2004年“我理解的‘后’甚至带点邪气、不恭，广东话就说好‘阴湿’，所以我的‘后’是愉快的。”黄碧云对后殖民的理解尽管与前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不同，但言语间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女性“阴湿”特权，以非男性的“邪气”暗中抗拒，依旧将自己留在后殖民思维当中。殖民思维是东西方之间“是与不是”“我与他”之二元秩序的建构，后殖民则以“暴烈”作为情感动力，以“对抗”作为策略，以“革命”“自由”“解放”作为解殖的途径和终极理想。后殖民写作拒绝被定义，被归纳，被典型化。黄碧云的后殖民书写视域是宽广的，并不局限于香港，她以跨国视野书写的殖民地历史与故事因而有其独特性与深刻性——“犹疑的第三立场”，“第三立场是暧昧不定的创世”。然而后殖民之后呢，回归以后，香港解殖之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已经失效。经历“失城”(香港)、“环游”(世界)、“回流”(香港)，理智之年重返香港文坛的黄碧云思考走出后殖民写作之必须与必要：沉默的不只是“她者”，也是“他者”，非殖化不意味着解放，后殖民抗议写作可能因对象的宏大而陷入无目标性的情绪宣泄。走出后殖民写作即是对性别对立、绝对强弱、中心边缘之立场的修正与调整，不再局限于对殖民历史、女性历史的“逆写”，也不泛泛书写世界范围内后殖民的普遍状况，而是以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姿势深入香港当下的现实：既写都市的(湾仔)地方志、无声的被忘却的底层，也触及香港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

64、后殖民书写虽以弱者位置发声，但其叙事者本身或叙事所面对的对象却是宏大主体，其中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正确意识。简单而言，后殖民书写需要有一个加害者或者是隐形的潜在的加害者，因而很容易掉入詹明信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民族寓言书写窠臼。创作《烈佬传》和《卢麒之死》使黄碧云深入到香港监狱变迁和九龙骚动事件的历史。这两段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有高度的“殖民”“反殖民”意味，极其容易处理成后殖民文本。作者本人也承认刚开始写《烈佬传》的时候，还想着宏大的主调，从犯罪者看香港监狱和政治历史。《卢麒之死》原本的计划是追溯《南京条约》签署后的事，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发现了卢麒这段历史。《烈佬传》《卢麒之死》预设创作计划的改变透露出黄碧云最新的创作心理：她要面对的是社会的遗忘，诉求对象不分殖民者与否，她要检讨的是香港人的特殊历史以及情感构成。“我写了湾仔，不是这个地方有甚么历史价值，旧湾仔不过是随时间而消失，挽得住一条街，挽不住一代人，人会老会死，地方即使僵留不动，人已经不一样，我们岂是当年人？一头灰白，满面沧桑。新人旧楼，也不是当年人。我希望这本书可记过去的人和事，那个黄赌毒档满街的湾仔，不值得怀念，但实在曾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