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是什么意思

1、(37)Gadamer:“ProblemederpraktischenVernunft”(实践理性问题)，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86,Bd.S.3

2、(59)《朱子语类》，卷卷十三。见《朱子全书》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86页。

3、学校“德行是灵魂的力量”校训精神的诠释也紧跟社会主义新时代d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学校开展了“让d旗飘扬，让红星闪光”为主题的红色教育系列活动，旨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师生心中牢牢扎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贯彻落实“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铸魂育人”，学校开展了“本盛木荣，源清流洁”为主题的教师培训系列活动，旨在加强教师思政素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贯彻落实“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开展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为主题的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活动，旨在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4、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德行是什么意思)。

5、国家有国格，学校也有自己的气质和品格，形成以“德行”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楚雄实验中学的气质品格，而这种品格又潜移默化地濡染形成教师与学生的人格。而人格一旦形成，“德行”便就从字面的含义变成深刻的文化内涵，真正达到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目的，润物无声，就会对周围的人、事乃至社会环境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样作为承载学校“叫每一堵墙都说话”、“让每一个建筑都说话”的思想内涵便从墙面、建筑超越了物质本身，拥有了精神文化内涵。而学校在德行靠自觉修养下提出“不随处放置垃圾桶”的文化内涵，也会因为全体师生的真正领会变成行为——在规定的地方就餐、在指定的地方处理垃圾、不乱扔果皮纸屑、爱护公物不乱涂乱画……这样“不随处放置垃圾桶”便有了行为载体，学校环境在全体师生的行为举止间变得更加整洁优美。这样学校其他的规章、制度、政策也便能引起全体师生共识，让讲品德、端品行在校园里蔚然成风，真正体现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校训精神文化内涵的意义——德行的实现是行为，而不是文字。

6、7,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与追求美的理想这两者常常统一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

7、史巫与孔子解《易》，在实践层面上有其一致性，质言之，两者都是教人如何趋吉避凶。但因两者在解经的旨趣上的不同，它们在求得福祉的进路与方式上表现出了根本的差异。《周易》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7)史巫借重于“祭祀”、“卜筮”，以为求福之进路，而君子则以“德行”、“仁义”求福求吉，因此“后其祝卜”，寡祭祀、希卜筮。孔子重“德行”、“仁义”，力图通过经典诠释来阐发儒家义理，以“德”为天道教化世人，培育君子人格，故而在他看来：“史巫之筮，乡(向往——笔者注)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8)史巫之失，就在于将《周易》仅作卜筮之用，而不知《周易》作为“古之遗言”的深刻意蕴，其要在“德义”，而非卜筮。

8、当读音为(déxíng)：道德品行的素质。

9、(75)王阳明：《大学问》，见同上(下册)，第970页。

10、要知道孔子这个人，旋乾转坤，把那一个意义转成这个意义，整个中华民族就以德性为标准，不以地位为标准！中华民族之所以长寿，永久流传，而且每一次不管文化多么衰败，必定可以复兴，而且不一定靠在位者。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不就是这个事吗？

11、方言。讥讽人的话语，表示瞧不起其仪容、举止、行为、作风等。

12、(61)曾点在此处之失误，就理论本身而言更甚于亚里士多德的“arete”。亚里士多德只是把“沉思”作为最高的德行，而并未忽略其他见诸践履的德行；而在曾点那里，却“无一毫作为之意”。

13、关于称为法师的资格，据《瑜伽师地论》卷以及澄观之《华严经疏》卷四十三载，法师必须具备下列德行：

14、西方诠释学发展至今，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众所周知，西方的方法论诠释学，到了E•贝蒂就几乎止步不前；而作为本体论的诠释学，自伽达默尔以后也已转向了更为彻底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诸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它们的相对主义特征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宗旨相去甚远，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诠释学本身在他们那里并未发展成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而是已被彻底解构了。

15、2,个人修养基本不看外表，主要看个人的内在德行。包括德，即品德，是内在的东西，是个人修养的主要内涵行，是由内在品德素质决定的外在表现。这两样构成了个人修养。

16、细察中、西——此处仅以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为比照对象(46)——的“德行”思想，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两者不同的理论风格。孔子删订、诠释六经，其思想自然也是依随经文而发；至于《论语》，乃是由辑录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而成。此亦决定了孔子之说从未以一种理论体系的方式出现，它散见于各处，并因其言简意赅，需要读者悉心体悟方能领会。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具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是对“善”、“德性”与“德行”的系统阐发，正如我们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等书中所看到的。它们以条分缕析、细致缜密的论证方式，对重要的概念进行界说，继之以义理分析，辅之以例证，甚或制订使人一目了然的概念表如此等等。毋庸讳言，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探究之风格是可取的；若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我们需要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证方式，追求理论本身的明晰性、严密性、合逻辑性。本文对亚里士多德的德行理论之分析，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孔子简约的德行概念，确实很有裨益。

17、《法华经序品》曰：“常修梵行，皆为法师。”

18、   我们注意到，伽达默尔在其《作为理论与实践任务的诠释学》一文中，已经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阐发诠释学的任务。但是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指向与人的社会生活相关的理论领域之思维活动，如政治学、伦理学。这也同样适用于他对“德行”概念的理解：“从人的本质中所导出的基本德行(Grundtugend)，因而就是引导他的实践之理性。”(5)正因如此，在我看来，只有基于中国诠释传统的“德行”而建立的诠释学，才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涵盖了意识活动和践行两者之“实践”)之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中，亚里士多德诠释思想中作为终极标准的“神意”退隐了，代之而起的是孔子所倡导的经典诠释的人文教化之目标，伽达默尔诠释学也由此而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动力。汤一介曾五论中国诠释学的建构问题，虽然他的研究主要围绕诠释方法论而展开，可是向诠释学界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也引发了中国哲学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

19、(36)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26-34；1140b6-

20、完全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21、但是照心理学家的一种研究，人类对于痛苦的经验都记得比较牢。为什么？活该嘛，他正常的事不去记得，快乐的事不去记得，说一想起来，人生都是痛苦，不如意十之八九。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首先是主观的转化，接下去他会产生客观的作用，也就是说，你真的可以转化这个环境，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谈何容易：“我人微言轻，我年纪不够，我学问不够。”——这些都不是理由，就是你的诚意够不够！

22、11,当你幸福的时候，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行。安德烈·莫洛亚

23、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24、(41)Gadamer:“HermeneutikalstheoretischeundpraktischeAufgabe”(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任务的诠释学)，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86,Bd.S.316-3

25、1,我见过一些人，德行美好，而态度自然，使人们感觉到他们身怀美德，因为他们恪尽天职，毫不勉强，一切表现，如出本能。他们决不至于长篇大论，指出自己稀世的优点，因为他们自己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26、(43)Gadamer,WahrheitundMethode(真理与方法)，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90,Bd.S.30

27、吴郡人陈遗，在家里非常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巴，陈遗在郡里做主簿的时候，总是收拾好一个口袋，每逢煮饭，就把锅巴储存起来，等到回家，就带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贼兵侵入吴郡，内史袁山松马上要出兵征讨。这时陈遗已经积攒到几斗锅巴，来不及回家，便带着随军出征。双方在沪渎开战，袁山松打败了，军队溃散，都逃跑到山林沼泽地带，没有吃的，多数人饿死了，唯独陈遗靠锅巴活了下来。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对他纯厚的孝心的报应。

28、晋文王称赞阮嗣宗是最谨慎的，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很奥妙深远，未曾评论过别人的短长。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王戎和和峤同时丧母，都因为尽孝得到赞扬。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哀痛哭泣，礼仪周到。晋武帝对刘仲雄说道：“你经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吗？听说和峤过于悲痛，超出了礼法常规，真令人担忧。”

29、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30、一个人的品德，再没有比无私广泛的友爱他人更高尚的了。而政策命令，没有比让更多的人受益更优秀的了。

31、“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道德才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有高尚的品德，就会像巍峨的高山一样让人仰慕，因此，即使我们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也应该争取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开头)

32、(53)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孝经·感应章》中提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对自己的父母尽孝，对祖宗能够“致敬”，最重要的是自己“修身慎行”。“修身”就是把身上的错误、毛病、习气修正过来，断恶修善，成就自己的德行，这就叫修身。“慎行”是还没有犯错误时要非常地谨慎、小心，不可去犯。每天都以恭敬、谨慎之心做事，哪怕是细节上的行为，都不可以疏忽，不可以放逸。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他就会处处想到自己一言一行是否辱没了父母声誉，所以他能够修身慎行。

34、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35、(14)详见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36、显然，孔子诠释思想的思维进路，既不同于史巫一脉，也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各流派。孔子的诠释理念，一言以蔽之：诠释旨在“立德”、“弘道”。(9)此一宗旨使儒家的经典诠释具有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性之特征。

37、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古人说的「无物」不是世上真的没有万物，而是在万物的围绕中，内心不起一点罣碍的意思；「无我」不是真的没有我，而是对于我的一切得失无挂于心的意思；「无念」也不是真的没有念头，而是没有妄念，在念头中依然自在的意思。

38、(44)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页；《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李幼蒸译，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第278页。

39、《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年)编撰。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40、指具足功德之行法，即修三学、六度者。仁王经卷上(大八二五上)：“有十亿七贤居士德行具足。”

41、我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由此，新时代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应“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只有通过强师德、塑师魂，不断增强教师德识，才能更好地树人育才。教师也只有自我践行时代社会的需要，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自己的道德素质中，才能通过深刻领悟，不断形成良好的师德风范，才能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体现模范影响、鼓舞动机、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等方面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在教书育人中懂得如何回归本分，认清角色，找准定位，明确职责

42、(66)《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见《朱子全书》二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1页。

43、创立德行诠释学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文的探索侧重于儒家的传诠释传统，但是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文化整体特点的德行诠释学，还必须整合道家、佛家的诠释传统中丰富的诠释思想资源。当然，自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我国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之翻译和诠释工作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诠释经验，为我们建构中国诠释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因此当我们讨论当代中国的诠释思想时，马克思主义的诠释理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德行诠释学之创立虽然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的诠释理念，但它的学术视域却是世界性的，在我看来，它预示着世界诠释学研究的未来走向：融合中、西的诠释思想，且将诠释的本体论、方法论与德行论融为一体。德行诠释学的创立，不仅意味着孔子所奠定的中国古老的传统诠释理念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也是我们对世界的诠释学研究作出的应有的贡献。

44、综观《周礼》和《周易》所揭橥的“三德”与“九德”，其旨趣无非“践行”二字。三德之说的“至德”，朱子解说为“诚意正心，端本澄源”，是以被视为“道本”、亦即“行道之本”(行修身养性之道的“本”)这是一种内在于心的“践行”，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之境界。而“敏德”与“孝德”，便是依据存于心中之“德”而见诸于外在行为的践行。至于“九德”，更是指向“德”在某种具体情境下的施行，凸显了“德”的功用。

45、能来说，如同智力是个体智慧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一样，品德则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

46、(5)Hans-GeorgGadamer：“ProblemederpraktischenVernunft”(实践理性问题)，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Bd.,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86,S.3

47、(6)(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页。

48、6,有德行的人爱人是用道德作为标准，一般爱人只是姑息迁就。

49、(50)郑玄：《周礼注疏》卷十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4,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51、诵经法师：能够不看经文，熟练背诵经文言句之人。

52、郗鉴于是便单独去吃，吃完后总是两个腮帮子含满了饭，回来便吐出给两个小孩吃。后来都活了下来，一起到了江南。郗鉴死时，周翼正任剡县县令，他辞职回去，在郗鉴灵床前尽孝子礼，寝苫枕块，守孝足足三年。

53、德行：巴金 《寒夜》二六：“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

54、(52)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之九洲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55、在我看来，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为现代诠释学研究的最高形态是毋庸置疑的。我也很赞同将实践智慧作为诠释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作为所从出发的起点，推动诠释学的进一步发展。准此，我们的诠释学思考就应当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审视伽达默尔理论的缺憾。正是出于对“实践智慧”的深入思考，我才把目光逐渐从西方诠释学转向了中国诠释传统。若以实践智慧作为我们的思维进路来审视中国诠释传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怎样一种新型的诠释学呢?

56、下属便来弹劾这位参军，简文帝说：“老鼠被打死尚且不能令人忘怀，现在又因为老鼠而伤害到人，岂不是更不应该了吗？”范宣八岁那年，有一次在后园挖菜，无意中伤了手指。就大哭起来。别人问道：“很痛吗？”他回答说：“不是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因此才哭呢。”范宣品行高洁，为人清廉俭省。有一次，豫章太守韩康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肯收下；减到五十匹，还是不接受；这样一路减半，终于减至一匹，他到底还是不肯接受。

57、先人后己 (xiān rén hòu jǐ)

58、(19)(宋)朱震：《汉上易传》，卷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这句话明明是在褒奖我中华民族的女子，有如此高尚的德行！哪里有歧视女人的意思呢！而我们竟对这么好的一句话，误会如此之深，我们实在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是我们太对不起古人了！不是古人对不起我们啊！

60、以上两段经文说明：常修梵行，生起厌离娑婆之心，追求涅槃之路的人方可称为法师。

61、不过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理论本身所确立的理念。据亚里士多德，幸福是人的目的，是合乎德行的活动(tugendgemäßenTätigkeiten)。(48)在他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而符合德行的最好的活动是具有神性的沉思，所以完善的幸福惟在“沉思”(Denken)中，在沉思中能够获得智慧，因而智慧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而合乎德行的人的其他行为，如公正、勇敢等，都只是位居其后的德行，因为它们是属人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49)以是观之，亚里士多德的“德行”理论中最重要的观念，可以概括为：由于“沉思”具有神性，或者说，是人身上最具有神性的东西，因此最高等的德行即在于“沉思”，亦即对于德行本身的思考，以获得智慧。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德行理论的重要区别。

62、将“易简”视为“易”之三义之首，并称其“配至德”，其思维进路显然是着眼于“行”。正如《周易》所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55)(《系辞上》)是故，在程颐看来，“天下之理”、“乾坤之道，易简而已。”(56)正因“易简”而人皆可知(“易知”)、皆可从(“易从”)，而后才能“有亲”、“有功”，成就贤人之德与贤人之业。不知不从者，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63、(2)傅伟勋在其《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年后记》(见《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刘志琴主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提出了“创造的解释学”。在他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一书中指出了创造性解释的五个步骤(见该书第51-52页)。

64、　　有一位13岁的少女，为了把自己的肝脏捐献给已经患了肝癌的父亲，她服了200片安眠药自杀。在服药前写了一封遗书，说：“妈妈，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我死后把我的肝脏移植到爸爸的身体里救爸爸。”

65、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闲，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66、1, 我见过一些人，德行美好，而态度自然，使人们感觉到他们身怀美德，因为他们恪尽天职，毫不勉强，一切表现，如出本能。他们决不至于长篇大论，指出自己稀世的优点，因为他们自己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67、也说高风峻节。形容人品格高尚，有坚贞的节操。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余谓渊明高风峻节，固已无愧于四皓，然犹仰慕之，尤见其好贤尚友之心也。”

68、德行不足以适应所承担的重任,遇到的祸患必定是严酷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所居的职位，遭受的灾殃必定是很大的。

69、管宁和华歆一同在菜园里刨地种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不理会，举锄锄去，跟锄掉瓦块石头一样，华歆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出去。还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坐席上读书，有达官贵人坐车从门口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管宁就割开席子，分开座位，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

70、品德，即道德品质，也称德性或品性，是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固的倾向与特征。品德就其实质来说，是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内化的产物。从其对个体的功

71、周镇从临川郡解任坐船回到京都，还来不及上岸，船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来，船很狭窄，而且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哪里能超过这种情况呢！”立刻起用他做吴兴郡太守。

72、五种法师之说来自于《法华经法师品》，经云：“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

73、也说才德兼备。既有德，又有才；品德和才能都好。

74、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道德观念，决定人们的言行，

75、(57)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见《朱子全书》第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35-1438页。

76、(51)(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二十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有人问陈季方说：“您的父亲太丘，有什么功德，而担负了天下如此崇高的声望？”季方说：“我的父亲就好像是生长在泰山山腰的一株桂树，上面是万丈高的陡壁山峰，下面有深不可测的深渊；树顶被甘露沾湿，树根为泉水滋润，在这样的时候，桂树又哪里会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渊有多深？所以我不知道我父亲有什么功德。”

78、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79、当读音为(déxing)：〈口〉讥讽人的话，表示瞧不起别人的仪容、举止、行为、作风等用此词。

80、概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德行”观念上，亚里士多德的“arete”侧重点在“德”，是为“德行”，而孔子之说则基于“行”，是为“德行”。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熹在讲述“曾点之志”时比较集中地阐发了这一观点。曾点天资甚高，其志有“尧舜气象”，可谓与“圣人志同”。然尽管他见识高远，却疏于工夫，见体不见用。既不能行圣人之大业，又不屑于做身边小事；知天地之理而“践履未至”，“无一毫作为之意”，未免流于“狂”。(57)与曾点相反，其子曾参开始虽未见“大体统”，然因其能一日三省，随事用力，日积月累后豁然贯通，得见其大处。一旦见此“大体统”，便已“本末兼该，体用全备”。因此在朱熹看来，曾点虽与圣人志同，但“传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此中的虚实之分，学者不可不察。(58)按照朱熹的评判标准，“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59)固然，一般而言,“知”不同于“德”；但曾点所知者，正是圣人之德，并因此而被誉为有“尧舜气象”。不过，曾点乃依仗其天赋异禀才成就其非凡气象，常人“不可学”，也“学不得”。是故“学者须是学曾子逐步做将去，方稳实。”(60)质言之，曾点“不可学”，一是因为他极高的天赋不是可以习得的；二是他对天地之理、圣贤之德的理解仅停留于知识的层面，并未考虑将其付诸实施。在这一点上，就已经有违于圣人之教了。(61)返观曾子之“可学”，首先因为他从践履入手，随事用力，他人亦“易知”、“易从”；二则因其身体力行，积累工夫，自下而上地抵达“天理”，对天理自有一番深刻的体悟。对内、亦即对个人而言，能将对“德”的认知转化为存于心的德性，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同时也因力行而“有功”，得以建功立业。以此为进路奋力前行，修行进至圣贤之境，与圣人志同，且将其付诸践履，则其功业自大，如若《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诗经·大雅·荡之什·抑》)

81、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巾军)邪？”范笑而受之。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82、通俗点说，很多人，只想拥有仙佛的法力神通，但是他们不想要仙佛的那个‘无无’的根本，更不想自己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人！

83、(9)当然，孔子并没有完全排除史巫之法，他只是将其置于次要地位，而主张将“幽赞”、“明数”与“达乎德”作为解《易》的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其最高境界为“达乎德”，能明此理者方为君子。(参见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湖南出版社，1987年，第481页。)

84、(55)按照朱熹的解说，“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谓得于巳者，业谓成于事者。”(朱熹：《周易本义》之“周易系辞上传”，见《朱子全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85、“善知法义”，是指菩萨能够以无碍智慧，善解一切诸法要义；“能广宣说”，指菩萨能以甚深智慧和无碍辩才，广为众生宣扬微妙佛法；“处众无畏”，指菩萨为大众说法，随问随答，无所畏惧；“无断辩才”，指菩萨以无碍辩才，所讲说微妙之法，经历多劫，仍传扬不断；“巧方便说”，指菩萨能以善巧方便，随顺众生因缘讲说一切妙法，令众生都能通解。“法随法行”，菩萨说法能够令一切众生如法而行，无所违逆，并广修各种殊胜之行；“威仪具足”，指菩萨能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悉皆具足，无有缺犯；“勇猛精进”，指菩萨能发勇猛心，精进修学一切善法，教化众生，从不退转；“身心无倦”，指菩萨能够整肃身心，广修诸种殊胜善行，以慈悲心教化众生，不知懈怠；“成就忍力”，指菩萨修一切忍辱之行，最终成就无生法忍之力。

86、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辆很好的车，不管谁向他借车，没有不借的。有个人要葬母亲，心想借车，可是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有车，可是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就把车子烧了。

87、散骑常侍桓彝听到有人谈论竺法深，就说：“此公素来有名望，而且受到前辈贤达的赏识、赞扬，又和先父是最好的朋友，不该谈论他。”庾亮驾车的马中有一匹的卢马，有人告诉他，叫他把马卖掉。庾亮说：“卖它，必定有买主，那就还要害那个买主，怎么可以因为对自己不利就转嫁给别人呢！从前孙叔敖打死两头蛇，以保护后面来的人，这件事是古时候人们乐于称道的。我学习他，不也是很旷达的吗！”

88、高尚的道德确立起来了，各种良好的行为就会相应产生。

89、我们现在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但是不一定要影响在位者，如果能影响在位者呢，更好，君子的这两个意义的重合，那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孔子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君子，也都是可以有影响的，都可以有“德风”这种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的作用就像风一样。他的作用也可以像一个在位者一样。

90、、方言。讥讽人的话语，表示瞧不起其仪容、举止、行为、作风等。老舍《龙须沟》第一幕：“你没有那个瘾，交不上捐你去坐监牢。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