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简介及概要(61句精选句子)
孟子简介及概要
1、2)人皆有人性原理,天生倾向于同情需要帮助的人;
2、这是一个“士”的形象,这里的“好学”指忠信敬义而言。
3、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后世把他的学说与孔子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加以说明。这里摘其要者,概述以下几点:(孟子简介及概要)。
4、作者首先要澄清休谟所说的“道德动机”。尽管休谟曾说过,人类理性永远都只是激情的奴隶,但他还是区分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喜爱的情感(affections),另一个是理解(unedrstanding)。休谟认为,这二者对任何行动而言都是必要的,只有前者的盲目裹挟,而无后者的引导,人类社会终将无法存在。这说明,虽然休谟贬低理性作为道德动机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认可理性与“非理性”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只有理解了以上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性,接下来阐释休谟的一系列认识源头才是有意义的。
5、第孟子是儒家思想的杰出弘扬者。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建立起儒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观,而他自己就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他以性善论为中心,开拓出包括涵养论、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于孟子在发扬和发展儒学方面功不可没,故而后世奉之为“亚圣”。
6、这就是说,有忠信之德者并不少见,但“好学”之人则难乎见矣。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孔子是把“好学”看得比“忠信”更为难能的一种品质,虽然在道德德性的系谱中“好学”不见得比“仁”“忠”更高(忠信本来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德行)。
7、《论语》记载孔门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时时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同时又不忘已经学得的,这是好学的表现。
8、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简介及概要)。
9、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是位非常有抱负的政治家,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
10、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他又离开了宋国。
11、孟子(约前371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
12、他认为,近4000年代表着华夏文明史观的“黄河中心论”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近500年代表西方文明史观的“西方中心论”(包括近期的非洲起源论)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方方面面,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也让中国卷入了这个历史的漩涡,甚而丧失了中华主体性,让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而在中国悄悄和平崛起之际,以湖南起源论为导引、一带一路为叙述话语等等构成的“中国中心论”隐然成形,这是否会把世界带入到大同呢?我们拭目以待。
13、《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14、[15]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M].北京:
15、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16、孟院长表示,他将左手大力弘扬孟子的思想,完善孟子书院的架构,通过读书会、分享会的形式来传播孟子的思想,右手通过孟子书院来弘扬中国传统艾灸文化,特别是孔孟姓氏的后人来孟子书院学习艾灸等中医外治法技能,一律免学费。
17、作者此处的回答引用了《梁惠王上》篇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向齐宣王讲述了他所听闻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而这正是齐宣王能够成为真正的“仁君”的根芽。只是宣王的仁心未经过培养,所以不能及于人。而孟子给出的方法正是要宣王反思这一情境,使其仁心可以及于民众。那么,“反思”(reflecting)何以可行呢?
18、所以,安乐哲说,学的含义是传递文化遗产,学的对象是人类文化(文),是没有问题的。(参看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9、《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20、孟子53岁时来到了魏国,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魏国齐国发生了战争,后来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不喜欢梁襄王,于是离开了魏国。
21、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来没有本科的先秦儒学课程,2004年前后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了本科学生的断代哲学选修课。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过一次本科生的“先秦儒学”课程,讲课时用的就是这份在香港的讲稿。由于北大的“先秦儒学”课是每周两学时的课,讲到孟子的一半即告结束。当时选课听讲的赵金刚作了课堂笔记,后来有一次他问我,老师在北大讲的课,一般很快就会出新书,可是“先秦儒学”讲的内容,为何好久都不见出书?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此稿不是学术专著,只是讲义,故未予重视。再一个主要原因是,讲稿是手写的,字迹尚属潦草,除了我自己外,打字员大概不会认得,而我又总是忙于新的研究,没有时间和心情自己重新电脑录入,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此讲稿付印。
22、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篇目有:《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主要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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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25、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不可忽略一个重要观念,那即是“天”。在孔子看来,他在五十岁时领悟了天命,他也强调君子应该知天命与畏天命。在孟子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语,无异于天命的具体实现,而他认为如果天要平治天下,则“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些语句足以证明儒家对天的深刻信仰。这样的天显然不是后代学者夸张人心的主观愿望即可取而代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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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28、在作者看来,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是要做两件事。其要齐宣王反思内心的体验,从而使其意识到“恻隐”的情感动机,也就是宣王有成为一位仁君的潜力。其孟子也在帮助宣王学会反思他人的情感体验,从而培养起宣王“同情的理解”,即“恕”。只不过在随后的对话中,齐宣王显然未理解以“恕”来对待民众,这主要是因为他不肯用“思”。用现代术语来说,“思”是一个运用情感智慧的过程。将其用诸自身,就是实现自我认知;运用到他人,继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恕”。所以在孟子的设想中,劝齐宣王用“思”,就可以获得对人民同情的理解,并扩展其恻隐之心,最终能够效法先王,实行仁政。
29、孟子与景春是忘年之交,忘年之交,汉语成语,拼音是wàng nián zhī jiāo,意思是年辈不相当而结交为友。出自《后汉书·祢衡传》,《南史·何逊传》。
30、直到有一次与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舒炜先生提起,他认为出版这个讲稿还是有必要的,并说三联可以帮忙解决打字的问题,要我大可不必操心。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2016年春天我就把这部手写的讲稿交给了三联书店。说实话,我自己也早已忘记了这部手稿到底有多么潦草,最近在校对打印稿时重看手稿,才意识到辨认这部字迹潦草的讲稿是多么不易!所以,这部讲稿的出版,我必须感谢三联书店的几位老朋友特别是他们特邀的编辑易爱华女士,没有他们的耐心辨认和整理编辑,此书的问世是根本不可能的。
31、[14]梁涛.郭店竹简与子思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4-
32、孟子说:“亲亲,仁也。”[10]仁作为人的最基本规定,首要的就是亲亲,这只是仁的基本层次。除此之外,仁还有向外推的不同层次,孟子最经典的表述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1]仁的三个层次是亲亲、仁民、爱物,即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孟子分别以孝悌的“亲亲”、民本的“仁政”、爱护自然万物的“牛山之美”[12]等思想诠释仁的这三个递进层次。这种将爱心由血亲之爱外推至由他人所组成的社会,再扩大到宇宙万物的理路,既遵从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情感,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道德需求,又实现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和自然宇宙万物的和谐共生,具有极大的普世价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3],孟子的“明人伦”接续“大学之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向外延伸。人类作为万物之灵,要勇于担当维护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和谐共生的大任。这与人道主义、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理念是一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大局观和担当意识非常重要,是当前教育必须重点强调的。
33、孙子,名武,字长卿,中国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县)人。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著有《孙子兵法》。
34、孔门贤人弟子众多,可是孔子却独许颜回为“好学”,颜回以外,则“未闻好学者也”,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确把“好学”看成非常重要而难得的品质(德性)。《论语》另一则也记述:
35、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
36、接着作者比较说,休谟所说的秩序良好的“家庭—社会”,正体现出许多与儒家相似的美德,尤其是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休谟认为,父母要负担起自然之爱所要求的照拂子女的责任,而子女应当对父母报以感激,表现出虔诚的依恋和顺从的关心。总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家庭—社会中,每位成员都应当表现出符合仁慈(benevolence)的举动。倘若父母未能表现出自然之爱,那才是不正常的。
37、孟子自幼受益于孟母的“三迁之教”,这一言传身教深刻影响孟子的环境教育思想。《滕文公下》记载了“一傅众咻”[26]的典故:楚人想学齐语,而身边的楚人都是讲楚语,这使得学习效果事倍功半;但如果把学习者直接带到齐国,齐语的习得自然是事半功倍。这就突出环境的重要性,说明教学和个人教育的培养必须充分考虑环境,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前,全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努力创设、倡导和谐的社会风气和人文环境。不良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在于极易导致人“放其心而不知求”,即丧失善良的本心。孟子接着例举当地少年子弟丰年多半懒惰,灾年多半强暴的现象,指出这并非他们天生的本性有什么差异,而在于环境变化对心志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他们丧失善良的本心。
38、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来没有本科的先秦儒学课程,2004年前后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了本科学生的断代哲学选修课。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过一次本科生的“先秦儒学”课程,讲课时用的就是这份在香港的讲稿。由于北大的“先秦儒学”课是每周两学时的课,讲到孟子的一半即告结束。当时选课听讲的赵金刚作了课堂笔记,后来有一次他问我,老师在北大讲的课,一般很快就会出新书,可是“先秦儒学”讲的内容,为何好久都不见出书?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此稿不是学术专著,只是讲义,故未予重视。再一个主要原因是,讲稿是手写的,字迹尚属潦草,除了我自己外,打字员大概不会认得,而我又总是忙于新的研究,没有时间和心情自己重新电脑录入,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此讲稿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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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孔子,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
41、乍看上去,休谟与孟子强调的重点十分不同。休谟似乎更多关注的是“情绪”(sentiment)而非“理性(reason)”。但作者紧接着说,这其实是一种误读。
42、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作了主题演讲。他首先祝贺孟宪威院长心想事成,在短短不到2个月,不但自己快速扎根到湖南这片热土,还神速地创办了孟子书院。枕戈说:“当我走进孟子书院时,看到前面是孟圣人的像、孟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左边墙上挂着艾叶,右边墙上摆着各种典籍,整个房子古色古香,感觉到,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园呀。”他称赞孟子书院是“他见过的最温馨最精致的书院”,这类书院可称作“家庭书院”,有着家的温馨。道不远人,道在人间,道在生活中,把书院建在社区,建在家庭里,也许这更符合杜钢建教授发起“百家书院”的初衷。而古代的书院也大多是读书和生活结合的空间。
43、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44、3)同情的倾向就表现为对“孺子”的关心,每个人理当拥有这种情感;
45、要理解休谟的道德哲学,首先要理解他的人类德性(virtueofhumanity)与人性原理(principleofhumanity)的区别。在休谟看来,人类德性是一种社会德性,例如友谊、感激、公共精神等。这类德性的特点是情感动机的倾向历久而弥新,而非仅仅与他人共情,更为重要的是,这类情感动机鼓励人们关心他人。因此,这种人类德性具有天然的社会倾向,目的是提升公共善。而休谟所说人性原理,指的是未经培养的,原始的冲动,可以引出人类德性。
46、首先,休谟认为,只有当人们强烈地感到与他人共情,而非只是轻微地共情时,人们才有动机按照仁慈行事。其次,只有当人们注意到他人的详细处境时,才更有可能与他人强烈地共情。再次,只有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细节上时,才更有可能了解他人的处境。这即是说,只有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身处困境中的人身上,才更有可能与他人共情,有动机按照仁慈行事,并最终培养出人类德性。最后,休谟认识到,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指向。休谟这样讲,原本是说人们可以在求索真理的路上保持专注。然而,求索真理并非引导人们集中注意的唯一目的,从休谟的道德心理学角度说,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道德事务上,同样是合情合理的。
47、贤贤易色是重贤轻色。孝悌忠信都是伦理德性,能孝悌忠信当然很好,在一个较低或较松的意义上也可说能孝悌忠信即已好学了。正如后来王阳明说,能行孝行悌即知孝知悌。但就孔子只许颜回为好学,以好仁、好信与好学相对,可知严格或全面说来,能孝悌忠信还是与好学不相同的,子夏毕竟不是孔子。
48、第他有坚定的立场,以追随及发挥孔子思想为职志。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孟子则具体描述“仁政”的作为,如“仁政必自经界始”,就肯定了农业社会须以划定田界,使百姓安居乐业为基础。孔子推崇古代圣人,孟子则区分四种圣人(圣之清者、和者、任者、时者),使人人皆有可能达成此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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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51、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约公元前305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周朝诸侯国邹国(今山东省邹城)人。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52、依《孟子》一书所载,我们得知孟子思想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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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孟子主要发挥了“仁”的狭义方面,这主要体现在他所说的四种互不相同的基本德性之中:仁、义、礼、智。在孟子看来,“仁”显然只是四种基本德性之不过似乎仍是其他德性存在的条件,从而在理论上处于优先地位。在孟子这里,狭义的“仁”主要基于“同情心”,也就是面对他人的不幸遭遇而内心受到触动。这种“仁”作为四种基本德性之根源于人的基本情感倾向,是人之天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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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人伦关系的民族,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也最重视家庭关系和随之扩展的社会人际关系。儒家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内圣外王”,其核心价值是道德伦理,即人伦规范的确立、生命伦理意义的揭示和根源于人心内在德性的实现。“立爱自亲始”,儒家伦理道德的起点是人伦道德,即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在此基础上,孟子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性人情的必然要求,将之扩展为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被称为“五伦”。“五伦”也称“人伦”,涵盖最基本的人际交往关系,前三者是家庭伦理关系,后两者是社会伦理关系。“人伦”概念,首先源自孟子的“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4]。孟子明确提出“人伦”包含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朋友有信。无论古今,人伦常情都是维系家庭乃至社会的“筋脉”,它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起点,是实现良好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根本保障。
57、怎样处理休谟在《人性论》与《道德原理研究》中表现出的不连贯呢?作者说,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是接受两个阐释学前提:理解休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认为这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人可以区分的;并且为了比较孟子与休谟的观点,本文认可休谟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具有内在连贯性。
58、仔细体味《论语》中以上三段话,我们就可知,整部《论语》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全书之首,应非偶然。因为孔子对“学”、对“好学”的重视,确实非同一般。
59、综上论述,孟子丰富的教育思想是其一生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现实意义极大。在孟子教育思想中,重视德育是首任。他所孜孜以求的德才兼备、德育为先的教育目标和理念,无疑给当下趋于功利的现代教育提供极大借鉴。孟子重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全方位教育。儒家一以贯之的“明人伦”的道德伦理教育是其基本要义,这点也为法家和墨家等所认同。孟子接续子思的“仁”学,开创了“存心”“反动其心”“养心”等心性学方法。他的这一心性道德修养论,是儒家思孟学派修养论的特殊贡献。孟子德育思想所开创的大丈夫气概、养浩然之正气,还有“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的挫折磨练,造就了中国千千万万前仆后继的英雄豪杰、古道热肠的仁人志士为实现“天下归仁由义”的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支撑起中国的脊梁[29],引导人们为真正实现“仁民而爱物”的“大同”理想而奋力前行。这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返本开新,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起到巨大的引领作用。
60、尽管并未正面提及,但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休谟肯定也认可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不幸遭遇上面,从而扩展他们关心的范围。也就是从对家庭成员的偏倚性,一直扩展到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