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1、具体的法度细节，原本不是《原法》篇的讨论重点。无论如何，作为宪性原则的成文法必然是简而不苛、约而不繁的。它仅仅关涉政制体制最根本层面上的制度系统与制度典范，而并不触及过多具体规则。

2、黄宗羲小时候很皮，不像正经书香门第家的子弟一样，一心只读圣贤书。

3、黄宗羲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时，先后四次跟风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

4、秩序之生成与维系必定蕴含一定的精神取向，在此“精神—制度”的互动结构中观察，则客观法度乃是秩序精神的外在展现。从明亡反思进一步上溯，黄宗羲指出“三代以降有乱无治”的根源在于秩序精神由仁义向利、力的扭曲。后世法度的异化，正是其外在反映。《原法》开篇云：

5、少年失父，中年亡国，老年丧子，人生各种不幸接踵而至。那些久远的关于随父赴任、替父报仇、痛骂阉d、四次科考、举兵抗清、泪别老师、蛰伏窃居的记忆，也层次分明的在老年黄宗羲的脑海中一一闪现。当一切尘埃落定，历经沧桑磨难，身经明清两朝的老人，最终走向书斋，苦苦思索那些关于帝王、关于丞相、关于军队、关于首都、关于赋税、关于法律、关于教育、关于胥吏的深层次问题，并开始设馆收徒，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光大蕺山学派门楣。

6、根据人性，人们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因此，君主的本分应当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作为公共人物，不能有一己之利，而是要为天下人勤劳奔波，甘当天下人的公仆。正因这个位置与天下大多数人的性情相违背，所以在上古时代，许由、务光等人不愿意担此重任，他们纷纷逃避，辞让天下而不受，这也是《庄子·让王篇》里所说的现象。

7、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廷调集重兵攻击鲁王政权根据地舟山。鲁王小朝廷抵抗十分顽强，半个月后，舟山沦陷，自鲁王以下全部壮烈献身，其中包括黄宗羲的好友张肯堂、吴钟峦等人。顺治十四年(1659年)，郑成功趁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围攻永历朝廷，东南守备空虚之机，与张煌言一起率大军入长江，准备进攻南京。但天不遂人愿，在浙江沿海遭遇台风，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海上。而在这之前，黄宗羲和钱谦益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反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他们将作为内应与郑军合力夺取城池。舟山惨剧和郑成功的功亏一篑，给黄宗羲以强烈的震惊。

8、　　法治思想。黄宗羲提出了“藏天下于天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他认为，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谋利防乱的法；而“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所谓“藏天下于天下”，除包含天下为公的传统意义，还引申出公法与私法、治法与治人的论述。“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已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和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萌芽。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事纷繁复杂，非一人所能治理，必须由众多臣工共同治理。而君臣关系并非父子而是平等关系。人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大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9、噩耗从北京传到余姚乡下，已是三个月后。黄宗羲一家陷于深深悲痛，母亲姚氏竟至哭晕过去，祖父黄曰中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你忘了杀父之仇了吗)”八个大字，贴在黄宗羲每日出入处，激励他报仇雪恨，以血还血。

10、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网约车考试，也是一个不小的江湖。

11、“三角梅，古时称它为’九重葛’，北方多叫’叶子花’、’三角花’，香港则用译音’宝荆’称之”……

12、因此黄宗羲的反君主专制的批判之局限虽然在建构法政秩序上有所缺失，但黄氏的反君主专制理念的人文价值在中国的现实性意义与典型性意义非同凡响。可以说，在中国三千年的专制场域，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是突破了传统政制的深刻反思。耿介独立的黄宗羲立于中国历史学术之林，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特例。黄氏思想独立千秋，其垂范后昆的理论是亡命山涯的血性铸就。从这个意义看，凝练这珍贵遗产著述及思想的不是笔墨，是汗与血，是时间在刀尖上舔血的砥砺及不屈生命中透映的血性底色！(黄宗羲)。

13、顺治十五年(1658)，他听闻当年在复社时结交的挚友沈寿民还健在，不禁喜极而泣。

14、最终，许、崔、李等人都依法伏诛，黄尊素沉冤昭雪，大仇得报。

15、洛克也有对君主专制强烈抨击的论述。他在与持“君权神授”论的学者们针锋相对的论战中，无情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荒谬性与天然的不合理性。洛克借用自然法的理论阐释了君主专制违背自然法的理性，洛克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词十分尖锐犀利，这些反专制的论述都集中反映在他的论著《政府论》中。

16、　　黄宗羲“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哲学史观与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思维。“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思维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既是开放性思维，又是包容性思维。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只有宏观的综合而缺少微观的分析，这是一种偏见。如果没有分析，能够把握万物之殊吗？如果没有综合，能会集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吗？所以，黄宗羲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深具启发性的，尤其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自信是具有积极指导作用的。

17、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18、此段之关键，端在“治天下之具”一语的理解。萧公权先生认为其当指政治人才，而在《待访录》主要注本中，既有释为“治理国家的礼法典章制度”，亦有释为“治理天下的手段”者。

19、黄宗羲上书提出要肃清魏d，崇祯帝照办了，责令刑部严办宦官集团。在与害死父亲的罪魁祸首对簿公堂的时候，作为皇亲国戚的许显纯还是相当嚣张，看着害死父亲的仇人还在张牙舞爪，黄宗羲已经忍不住了，掏出怀里锋利的锥子就刺向许显纯，对方服软了之后被割了一大把胡须用来祭奠父亲的亡灵，还痛打了许显纯的帮手崔应元。在当时的强权之下能够做到这些已经不容易了。

20、一灯如豆，黄宗羲只有隐匿山间，林中山野的草屋安顿了他流血的魂灵。灯火阴暗闪烁，黄氏在历史的反思中思索，他通古接往，在痛苦中陷入沉思……一旦沉寂下来，遗世独立的黄宗羲有了新的思想理路，他持念在怀，推开柴门，伫立在出云的山头，为芸芸众生作亘古的回望，一种深沉的思考正在拥抱长久的寂寥，于他胸内升腾的叛逆思绪款接古今。凝重、庄严的反叛精神，使存放在内心的疑虑形成内生的动力，在山野的草屋书案上发散出穿云破雾的精神墨香。

21、黄宗羲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田制最深入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有三害：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这三害，造成对农民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严重的压迫使中国历史上屡屡爆发农民起义。他认为中国的田赋制度从夏商至明代，无论怎样变革，都会使农民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后又反涨至一个比变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这一循环现象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将黄宗羲归纳总结的这一现象规律称之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虽然洞见这一现象的弊端与规律性及反复性，但他限于历史性的局限，只能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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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上古时商业并不发达，没有农商之争。到春秋战国时期，商贸日益发展，本末问题遂出现。秦汉以后的统治者与思想家大都主张农本商末、重农抑商。但黄宗羲则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息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圣人所谓“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24、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国家数学课实现了平行面较为，但因为社会的局限，他觉得西方国家初中数学的一些定义方式不过是对古代中国算数的盗取和改动。黄宗羲详尽刊校了《水经注》，驳斥了“分野说”。

25、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6、在程颢的设计中，延英殿乃是一个由在野贤士构成，负责筹划制度方案的秘书机构，可以视为黄宗羲学校创制思想的先声。不过《待访录》中太学享有的权威地位显然是延英殿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黄宗羲充分吸收了宋儒的思想智慧，而予以进一步的充实、提升。

27、黄宗羲还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

28、时间再过一年，木匠皇帝天启以二十三岁的年纪挂掉，由其弟十六岁的朱由检登基，即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崇祯上任伊始，颇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明王朝的颓败，便着手整顿朝纲，开始清算阉d，钦定“逆案”，魏忠贤上吊自杀，客氏在浣衣局“掠死(被打死)”，其余阉d分子被磔(分尸)、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罢官的，共计二百余人，可谓是崇祯年间的“拨乱反正”。

29、那些久远的悲伤记忆，也层次分明的在老年黄宗羲的脑海中一一闪现。

30、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

31、在上述法度观念转换的背景下，可以说宋明儒者的法度观中实已蕴含了一种作为秩序基础而高出时王势力威令之上的根本法度意识。宋儒吕祖谦对政、事之别作了颇有意义的区分：

32、当然，相近相似的参照不可或缺。如此，当可厘清黄氏的反专制思想的历史脉络及其在世界民主思想大潮中独立的地位与历史意义！

33、对于甲申北京巨变和南京的弘光政权，生活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黄宗羲并不清楚。就在阮大铖已经对《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同志开始举起屠刀的时候，黄宗羲还蒙在鼓里，他正从家乡赶往南京，想去打探最新和可靠的时事信息，在途中恰逢被阮大铖爪牙逮捕的复社同志周钟。虽然周钟向他倾吐了冤屈，但当时的黄宗羲还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