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

1、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2、问题的答案是：在弗王子成长为弗国王的同时，康教授也在成长。

3、通俗的道德哲学总是与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即使要立足于行为的动机来考察其道德意义，实际上却仍然把这种动机看作一种经验的事实。于是，人们永远可以从这种经验事实的后面假定一种隐藏更深的不道德的动机，因而否定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行为；或是假定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从而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假象而沾沾自喜；而由于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事实来作最后的裁定，人们将陷入有无真正的道德行为的辩证论(二律背反)。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只有坚决把经验的事实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考虑之外，不靠举任何例子或榜样来说明道德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道德哲学就完全与经验的事实无关了，而是说，先要把道德哲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然后再从那个高度下降到通俗的道德哲学，重新诠释它的那些例证，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否则我们即使有了通俗道德哲学的一些法则，也不可能在日常实践中分清哪些是纯粹的道德因素。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则比通俗道德哲学的法则更高，因为它不是从经验的甚至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知识中所抽出来的法则，而是直接由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法则，因而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它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4、“如果走那座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农场?”“我想要12点半。”

5、康德甚至通过澄清“哲学”的本义来捍卫道德的优先性，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哲学在古人看来原是指教人什么才是‘至善’的概念，并指教人什么是求得它的行为的。我们最好还是维持这个名词的古义……把它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

6、众所周知,康德把“众星的天空”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把“道德的法则”作为人生的准则。因此康德认为人类有两类学问,一类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即科学;另一类是对于人生的指导,即伦理学。有了这两类学问,人类就既了解世界,又懂得人生。

7、我们认为,康德自我称许的“哥白尼式革命”终究仆从于他对价值祈向中的“至善”的求达。他所讲的灵魂、世界和上帝,是先天地为人类所眷注,但祈向这些理念须撇开不能不诉诸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认知之路而另觅他途——求达至善。

8、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9、特别要说明的是，该讲席是数学/逻辑学讲席，并非一般研究文章想当然说的“就任大学哲学教授”。按50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康德这个书呆子还有四年可活。没有谁——包括他自己——能想到，他这个教授将要当27年。

10、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必须是真的，但是他没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

11、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

12、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常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

13、康德不仅从道德上认为手淫是罪恶，而且从医学上认定它有害健康，其恶劣超过自杀。他这样教育青少年：“我们必须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丑恶的，告诉他，这样他就把自己搞得无法生育后代。这种行为最为毁损人的生命力，他会早衰，而且他的精神将会受损，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不停顿地工作来摆脱这种诱惑，除非必要，远离床榻和睡眠。我们必须通过工作把这些念头驱出大脑，因为，就算这事只停留在想像中，它同样也侵蚀我们的生命力。”

14、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伟大却属于自己。

15、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在道德的事情中，人类理性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很容易就被引向相当的正确和详尽”，“所以普通的人类理性不是出于任何一种思辨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要那理性还满足于只是健全知性，就永远也用不着它)，而是本身由实践的理由所推动，从自己的范围走出来，迈出了进入到实践哲学的领域的步伐”。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他则请读者注意“由商人和家庭妇女所组成的那些混杂的社交聚会中的交谈“，特别是说别人闲话(嚼舌头)的场合。

16、所以，莱布尼兹之后，欧洲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异教的、沉迷于迷信的腐败而停滞的国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态度无疑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兹之后的康德对中国的评价。这是有关欧洲启蒙思想家与中国关系的学术史研究中持有的主流观点。

17、德国人传统生活理想是：买一栋楼，种几棵树，养一只狗，结一次婚，生一堆孩子。

18、(本文摘编自何中华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19、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眉批中认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其立场是动机至上的。就此而言，它的确与宋儒只问动机而不问效果的立场有某种相似性。

20、康德这个规则动词，首先规则在他的起居时间表。海涅盖棺论定：“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另一位著名康饭尼采倒是肯定康德有故事。他说，康德的一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说这话时，尼采当然没料到自己的一生只有一个故事，而且是个没有结果的故事——莎乐美。

21、但作为“至善”的第一要素的道德上的至高的善本身即意味着修德的意志同道德法则的全然契合,这契合是任何有限意志都不可能企及的,它只显现于德性修养的一个无底止的过程,因此要使至高的善或意志同道德法则完全相契合成为可能便不能不以修德意志的无止境的延续为前提,亦即不能不悬设灵魂不死。至于“幸福”,依康德的说法,“乃是尘世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它只是在被道德所制约并由此而成为修德的一个必要的结果才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

22、充满讽刺的，是当初教会名校弗里德里希书院用“奴隶待遇”强逼康德学得一手好拉丁文。几十年后，康教授以拉丁文为丈八蛇矛，枪挑基督教。

23、虔诚教徒弗国王立刻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沃纳，表示不能再听任康校长贻害人民。

24、至于以伦理治国带来的温和、稳定，以启蒙思想观之，这种温和不过是一种世故，那种稳定不过是一种停滞。因为在以自由为基础的绝对伦理学看来，像德、忠、孝这些被作为治国之本的伦理规则只不过是些经验的、非反思的关系规则。也就是说，中国奉行的那些伦理规则还没达到概念自觉的层面，中国伦理学还不是反思概念的伦理学。

25、康德说: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哲学所从事的事业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1)我能够认识。(2)我所应做的是什么?(3)我所可期望的是什么?(4)什么是人?前三个问题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一书中就已经提出,第四个问题是康德年近古稀之际着意增补的。

26、1788年，康德连任校长。同年，《实践理性批判》出版。这本书回答人类的第二大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本书终于让摩西•门德尔松成为康德一生的敌人。他怒称康德为“超级搅屎棍”。文坛后生、著名戏剧家克莱斯特更在信中高喊“我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沉没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目标”。十年之后，他吞枪自杀。

27、于是，在康德这些成熟的德国启蒙哲学家看来，中国社会不仅不再是人类未来的范本，它倒同样是人类要摆脱的对象，就如欧洲的现实社会是要告别的对象一样，甚至从反思哲学角度看，中国是更需要摆脱的对象，因这它被视为属于更久远的过去。

28、74岁时，他写到：“未婚(或者很早丧偶)的老人比已婚者更易长葆青春，而这也很可能是长寿的原因。”据说他还有柯城男性居民寿命统计表为证。

29、    康德的教育哲学十分重视道德理性的培养。他曾问，一个人有一笔今天要还的贷款，但他看到另一个人急需要钱，基于怜悯之心，他把这笔钱给了那个人。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康德的回答是，这是错的。如果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衡量的话，恐怕答案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更多强调的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舍己救人”。而在康德看来，怜悯救人虽然是一种慈善精神，但还债是义务，我们总不能弃义务而行慈善。

30、1687年，在致兰德格拉弗·恩斯特·冯·赫森黑因菲尔(LandgraveErnstvonHessen-Rheinfels)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引证了孔子(这位中国哲学之王)的著作，这就是在此前不久于巴黎出版的、他曾读过的书，即《孔子的经典著作》。莱布尼茨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就是“坚信无论如何也必须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种智慧的联系’”。

31、    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当面对现实，不畏艰难，在有限的空间，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善，至少可以在课堂上从本心出发，以饱满的激情，在自己的教育哲学思考中，努力改善课堂生活质量。

32、继《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康德写了《判断力批判》(1890)。这第三个“批判”所致意的对象似乎是在已提到的三个问题之外的,但无论就这部著作所探究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而言,还是就其所探究的自然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而言,康德的用意都在于以“合目的性”把相关于认知理性的自然的领域引向相关于实践理性的自由的领域,并由此把“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人确立为“世界的最后目的”。作为道德存在者因而作为本体看的人既然被确认为世界的最后目的,而人的最高理想或终极目的又在于求达“至善”,那么也未必不可以说这“至善”乃是“世界的最后目的”的最可玩味的蕴涵。

33、正是在此意义上，郭沫若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出康德与孔子之一致”。他由此把孔子的“克己”之说，同歌德所谓的“能克己者，能由拘束万物之力脱出”相类比。

34、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自己“信过康德的哲学”。1965年8月5日，他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d代表团时又说：“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指他早年读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对康德道德观的某种认同。

35、这一权利法则是每个人一切不可让度的权利(诸如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基础，也是每个人拥有可让度的强制权(dieBefugniszuzwingen)的基础——正是这种强制权使每个人可以强制要求他人尊重、承认其拥有那些不可让度的自由权。国家首先就建立在所有成员让度出来的强制权基础上，这是国家全部正当性的基石。这意味着，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维护与保障所有成员那些不可让度的自由权：人们让度出强制权，乃是为了维护与保障那些不可让度的自由权。

36、康校长大烦，盛夏亦不得开窗。为此，他多次求助于铁哥们儿、市长兼警察局长西佩。

37、跟今天的小资怕生孩子一样。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有很多迷信，他曾说，人生只有两件坏事——衰老和结婚。

38、当道德惩罚不再有效时，人们才付诸身体性惩罚，但是良好的品格却不可能通过它来造就。

39、可他们知道，康德代表世界和平、思想自由和文明社会。

40、康德指出，普通人类理性都会承认，一件事情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善良意志”，而不在于它的实用性。因而善良意志是我们在撇开一切感性的东西时单凭理性来设想的一种意志，而理性(作为实践理性)则是一种“应当给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的使命决不是作为另外意图的手段，而是产生出自在地本身就是善良的意志来”。大自然给人配备了理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感性欲求，因为在这种满足上人的本能比理性要更有用，人的理性是为了更高的理想，也就是实现“义务”这一包含着善良意志的概念。

41、绝对命令式不仅决定善，也决定我们能否获得自由。康德认为，只有自觉遵守内心的道德律令，我们才能自由。自由决定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服从道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欲为的人并没有自由，因为这时你是欲望的奴隶。听任欲望驱使的人都是毫无自由的行尸走肉。

42、一杯水是清澈的，而海水却是黑色的。就像小的道理可以说明，真正的大道理却是沉默的。

43、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康德等启蒙哲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与评判，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私人的主观情感，也不是出于某种时髦的社会思潮，而是出于他们成熟的启蒙思想。简单说，康德“不喜欢”“中国”，是出于“思想”，出于“学理”。

44、执着者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执着。1770年，康德以46岁高龄终获教授讲席，就职论文《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mundisensibilisatqueintelligibilisformaetprincipiis)正是以拉丁文写成。新教书院的严酷教育，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教授和上帝的掘墓人。

45、(３)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就是一般意志的自我立法或“自律”(Autonomie)的原则。康德指出，前面两条命令形式尽管也“假定”(annehmen)自己是定言命令，因而是绝对优先于其他一切法则和目的的，但在这两个命令式自身中并没有直接表明这一优先地位的根据何在，所以需要上述理念来提供这一根据。严格说来，这一理念并没有采取“命令”的形式(“你要……”)，而是直接指陈一个事实，即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但有了这一理念，它就可以从前面的命令形式中排除各种利益的考虑，而将之变形为它自己的命令形式。如康德说：“如果有某种定言命令(即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一切意志而立的法则)，那它就只能命令说：去做一切出自他意志的准则的事，就像这意志可以同时把它自己当作普遍立法的对象那样。”(对第一条派生的命令的变形)；又说：“有理性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一个通过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对第二条派生命令的变形)。可见前面两个命令形式中已经暗中包含着这第三个命令原则了，因此康德在这里不再逐条讨论前述四个例子，只注明上述例子在这里也适用。所以，按你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也好，把人看作目的也好，这些命令之所以必须遵守就有了最牢固的根据。“所以意志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则，而是这样来服从法则，以至于它必须也被视为是自己立法的，正因此才是服从法则的(它能够把自己看作这法则的创造者)。”前面的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但并没有表明这些法则就是立法的意志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所以很容易拿另外的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法则(如“治国平天下”，或上帝的诫命)。但普遍的意志立法这一原则就使每个意志作为自律的意志挺身而出，成为了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同时又把前面两条派生的命令包含在自身中了。所以只有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自律)才使得行动的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获得了“敬重”的道德情感。

46、执着者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执着。1770年，康德以46岁高龄终获教授讲席，按50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康德这个书呆子还有四年可活。没有谁——包括他自己——会想到，他这个教授要一当27年。

47、这两句墓志铭源自《实践理性批判》，它体现了康德坚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48、“好的意志”是道德宇宙的太阳,由此为人的道德立法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人的实践概念的领域或目的王国的贯彻。因此,康德不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颠倒了以往哲学的客、主位置,确立了人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则;而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颠倒了以往哲学、神学的人、上帝的位置,确立了人类精神境界追求的永恒主题。

49、其实，康德不结婚，除了惜命，最大的原因是惜金：“当我需要女人时，我养不起她们；当我养得起时，我不需要了。”

50、北京人买房百分百被发展商算计。康校长亦不例外。他入住后才发现书房正对柯城监狱。当时监狱改造思想的灵丹妙方是让犯人每天三遍高唱圣歌，唱得最卖力者可评“先进”缩短刑期。因此，犯人们唱起歌来都是情真意切，声震四野。

51、康德是爱新觉罗·溥仪在“伪满洲国”所使用的年号，时间为1934年—1945年中华民国期间。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辛亥革命以后，宣布退位。

52、总之,康德哲学不仅是一切为人,重要的是一切依赖于人,以人为根据。换句话说,康德哲学不仅研究人的需要,而且研究人怎样实现自己的需要,或人实现自身需要的主体原理。哲学即人的学问,是人性原理的学问。哲学人本化了,哲学成了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伴随人类文化永恒发展着的现实问题。

53、“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

54、康德恐惧年老是因为害怕天才流逝。他说：年高之人，判断力增强，才华却减弱。这是他惟一未能用行动证明的话：康德这个时期留下的遗稿，证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仍然拥有澎湃的创造力。

55、康德先生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对农妇说：“如果您能够从房子上拆一些木头，在20分钟内修好这座桥，我就把房子还给你。”农妇再次感到吃惊，但还是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及时修好了那座桥。

56、康德认为，在心灵之外，还有独立存在的物自体，它隐藏在现象之中而我们无法得知。解析如下：我们感觉到的物体是经过自己大脑皮层整合过的东西，已经不是物体的原相，而那个原相隐藏于现象之中，只有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才能得到真相的一窥。

57、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5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述四个例子在后面第二章中于相应的三个地方被重述了三遍。当然，这种重述并非毫无必要，而是对同一个问题的逐步加深，即从一般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来看待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就在这里所提出的三条命题中，已经显示出了该书总体结构的三个层次了，即：哲学的道德理性能够从普通的道德理性中把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作为真正道德的行为分辨出来；道德的形而上学则能够在哲学的道德理性或通俗的道德哲学中把出于义务的动机归结为意志的先天形式法则，即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作为意志的先天的普遍立法原则(“自律”)如何可能，即它的必然性根据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后者将这种可能性归结为人的自由，这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全部论证的起点即自由意志。

59、马车终于平安地过了桥。10点50分的时候，康德准时来到了老朋友威廉的房门前。一直等候在门口的老朋友看到康德，大笑着说：“亲爱的朋友，你还像原来一样准时啊。”康德的故事篇3苏格拉底说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想要幸福，去读哲学吧。而读哲学，康德是绕不过去的。

60、    但德行是需要训练的。在《康德论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训练”与“服从”的概念频繁出现。康德认为，“训练是为了将儿童的动物性变成人性”，训练的实质是为了约束儿童无法无天的行为，也就是人兽性的一面。在康德的理念中，人的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要通过成人的教化慢慢发展。康德所强调的动作训练是为了“防止人从人文堕落到野兽冲动的深渊”，教育将使人“置于人类的法律之下”，因为人本来就有强烈的自由意识，但失控的自由会使人“不顾一切的唯自由是求”而任意妄为，“未经训练的人会很容易变幻无常”，一个人如果自幼一意孤行，毫无顾忌，长大后自然会无法无天。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儿童明白，一个人不可以随心所欲，而是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一个人自小就当懂规矩，按规律行事，同时还应当明确自己应有的义务。

61、总而言之，康德应当算是金牛座的。他在有生之年中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他属于哪个星座，但是他的稳重着实也让人感到了金牛座的赤诚。虽然相比金牛座，康德的性格以及生活习惯于白羊座更加接近，或许也是因为康德出生于两个星座更替的时候。

62、三样东西助于缓解生命的劳累：希望，微笑和睡眠。

63、从康德对哲学所作的界说及他在理性范围内提出的几个问题看,这里有理由说康德哲学的人本化趋向、人类学倾向不仅表现在他把全部哲学问题都集中于人的问题上,更主要在于,康德把全部问题的解决都归结为人的问题——人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哲学实质上是人自身的原理或规定性问题。哲学产生以来,人类的思想方法一直是以客体为中心,先确定什么是真实的,人要从真实出发来决定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