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作品

1、我想约你，去书里细数往日点滴，看那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看那年那日那些人，在奔赴新中国的路上，是何等坚决，在建设新中国的沿途，是何等豪迈。(歌德的作品)。

2、但歌德并非只是一个转折时期的旁观者，他本人也成为了这个变革大潮中间的一员。比如，这股变革大潮推动了歌德革新了几乎所有题材的德语文学，在歌德之后整个的德语文学语言和歌德之前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歌德新的现代性的德语文学语言，还在影响着现在很多德语的作家；同时，歌德建立了全新的艺术观：他非常强调艺术的原创性，提出了天才美学和原创性美学这两个概念。“对于歌德来说，他认为一个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应该是创新性和原创性，而不是在既有的形式上继续进行模仿和发展。”瓦尔克说。

3、歌德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欧洲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他用语言将浮士德的悲剧与欧洲人民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因此，去掉台词，以默剧的方式演绎《浮士德》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实验。导演汤姆·库阿斯打破了语言与艺术门类的限制，成功演绎了这部世界上最著名的德语悲剧作品。

4、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节)目

5、我爱你，与你无关。思念熬不到天明，所以我选择睡去，在梦中再一次的见到你。

6、由德国德累斯顿马戏剧院带来的默剧《浮士德》讲述了满腹经纶，久负盛名的浮士德对长期以来的生活和所获得的成就并不感到满足。于是，魔鬼引诱浮士德，和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歌德的原剧以悲剧结束，而本剧最终以喧闹的方式解脱沉重，结束全剧。

7、四年后，古诺还专门为英国的明星男中音桑特利(Santley)的伦敦首演追加了一首咏叹调，《远离家乡去出征》。

8、在他看来，既然作家无法摆脱时代，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与时代融为一体。他认为莎士比亚假如不是跟他生活的时代融为一体，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

9、关于“浮士德之死”，喻天舒对比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马洛的诗剧《浮士德》与歌德作品的结尾后，接着分析：从小受到基督教全面洗礼的歌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拯救浮士德，是将他当作勇于反抗束缚人性的现世权威、努力发挥人类潜能的理想人类的代表给予肯定的，也体现了歌德对自己身后的期许。同时这个“死”又被祝彦在《圆球的坠落和浮士德之死：感悟在魏玛》中解释为对工具性思维的批判，在利润追求和技术进步融为一体后，“无不可为”的口号掩盖着每一种暴力行为，浮士德为了追求事业，忘记了如何真正的造福于民。(歌德的作品)。

10、节选自《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年02期P124-P130

11、尽管如此，在儒家思想与歌德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接触点。歌德将上帝信仰世俗化了，他写道：“从这三种敬畏产生了至高的敬畏，前三者从后者得到发展，人达到了他有能力达到的至高点，他可以将自己本身看成是为上帝和自然所产生的最佳者，人可以停留在此一高度而又不致被狂妄和自私重又捡回到低俗。”他将这三种敬畏视为三种宗教，三者的统一将形成“一种真正的宗教”。换言之，人对自己本身的敬畏构成一种“真正的宗教”而这一宗教正是康德所称的理性宗教。可见，歌德试图在人自身之内发现一条人和世界臻于完美的道路。这是对人的赞歌。儒家并不将其一切希望放在神祇身上，放在彼岸，而是将之置于尘世，置于此岸。儒家绝不期待解救他们的救世主，而是要求人们通过个体修身之路拯救和超越自我，这条修身之路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进而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拯救世界这一崇高目的。这是对个体人格的道德力量，即对人本身的赞歌。正是在这里，在对人的信念中，在人性中，在人的理性中歌德与儒家思想相遇。这里根本说不上歌德受到《孝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12、浮士德在其“复活”中的两次流泪(V.777,784)并非对上帝或耶稣的信仰和感恩,而是现代的主体性觉醒:“世界为我而产生”(V.778),“大地重新有了我”(V.784);两次流泪也象征着浮士德从精神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裂变,从神性到人本的突变。因此,天使赞美复活的最后一节唱词同样可以演绎浮士德基督般的弃死复活,挣脱所有传统和权威的束缚,继而创造现代世俗化的历程。(V.797-807)宗教演说对背弃上帝和宗教的浮士德毫无意义,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进行人本主义的世俗化翻译。浮士德就成了现代启蒙运动的先驱和革命者,他的复活的目的就是彻底否定一切权威和传统,将其贬抑为腐朽与黑暗、愚昧与迷信,把人从神性—自然秩序中解放出来,做神能做的一切事业。这就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自由幻象。

13、在得到魔鬼帮助、获取自由之前,浮士德将其此在方式全面否定性地比喻为囚禁。389至417诗行是一曲控诉幽闭环境和情绪遭受束缚的咏叹调。他极尽所能来否定自己的此在空间,把书房比喻成“牢狱”(V.389)和“发霉的墙洞”(V.340),里面还堆满和塞满了各种围困着他、且令他厌恶的器具,或者说,他厌恶书房里所有的一切东西。他感到被这些东西所“围困”(V.406),所“拘束”(V.402),甚至连书籍的存在都会让这位学富五车却一事无成的博士感到压抑,浮士德对知识载体书籍的鄙视与憎恨也说明了他不具备学者的基本素养。他对传统的厌恶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与书籍一样,祖上遗留下来的器物(V.408)同样构成对他的紧拘与压抑。他的世界充满死气,铺满灰尘,蚊叮虫咬,烟霾与腐朽(V.416f.)。他的心胸因感受到挤压而恐惧(V.410-413),德语“恐惧”(bang)其本意就是“紧缩”(Duden,1996:205)。浮士德此段独白恰是一个空间幽闭焦虑症患者的病情陈述。因此,他在寻找逃离的可能性,要去更为“宽阔”的地方(V.418)。

14、郭沫若最初发表《浮士德》的翻译片段，正是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1919年，他1919—1920年的诗歌写作爆发期，成就了《女神》中的许多名篇，却又终结于1920年夏全身心投入《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到了1947年，郭沫若终于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全译，确定了这一联“神秘之群合唱”的译文：“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在拙文《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以下简称“《呼语》”)中，我着重于郭沫若诗作和跨语际书写，提出历史抒情主体、“惠特曼之名”和“雪莱之风”的翻译套环结构。而在“惠特曼之名”和“雪莱之风”之外，我们还需展开郭沫若早期作品中的“歌德神话”。我所谓的“歌德神话”，不仅包含歌德诗歌中的神话元素(它在《女神》中有闪现)，也指歌德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神话”(也即泛神论神话)想象结构(郭沫若的泛神论修辞与此关系至深)，而且还指作为文学现代性神话之一的歌德形象或歌德精神(郭沫若曾乞灵于这一“诗神”)。我更进一步认为，歌德本身——作为理想人格、诗歌资源、文化创造的范型，乃至于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化身——也成了新文学的神话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神话宇宙，也就是新文学的自我指涉和新文化的意识形态想象的展开。只有从郭沫若早期作品中的“歌德神话”再出发，我们才能理解这一诗歌—文化宇宙的内在构型，触及它的壮阔边界，乃至发现它的真理内容。

15、该剧的设计者、表演者和音乐家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包括法国默剧大师马歇·马叟(MarcelMarceau)的弟子。

16、瓦格纳这个人物，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学究气极浓的沉迷于书斋的知识分子，残雪却在《靡非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一文中顺带提到：他以否定个人生活和欲望的方式，唱出了对生命与欲望的赞歌。如果他敌视生命的话，结晶人就完全是多余的产物。

17、  ·完美(Vollkommenheit)、

18、许多人久仰《浮士德》大名，却因种种原因望而却步，或是因为《浮士德》的体裁形式纷繁复杂，运用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西方格律，如希望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寓言剧等，或是因为其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哲学、音乐、神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需要大量知识储备，又或是因为作品中蕴藏的那难以名状、众说纷纭的浮士德精神令人觉得艰深。

19、大学毕业后，歌德回到故乡，1775年，他应邀到魏玛宫廷做了枢密大臣，试图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不幸碰壁。1786年，他秘密离开魏玛，到意大利游历，研究古希腊，歌德故居罗马艺术。回国之后，他对宫廷政治不再热衷，而将兴趣转移到了文艺创作上。先后写出了《伊菲革涅亚在陶洛斯》(1787)、《哀格蒙特》(1788)、《托考多·塔索》(1790)等剧作。1796年，歌德结识了席勒，两位德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开始了长达10年的艺术合作，他们相互帮助，彼此激励，各自完成了其重要作品，并以他们的艺术成就，提升了德国文学和艺术的水平。

20、很快就证明了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浮士德》赢得了评论界的一片赞誉，成了当时最受巴黎观众欢迎的剧目。古诺又及时对这部歌剧作了不少修改，把初版中所有的人物对话都谱了曲。

21、立足当代，回望过去的经典之作，重温两位圣贤的智人之语，能够给现代人许多思想上的启迪。歌德所属的时代，是现代性初起端倪的时代；在孔子所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更加久远，或者是在社会刚刚成型的阶段。但是他们之间的想法却如此相似，建议也非常相近。这或许能够说明，虽然其中很多言论在现代语境下有商榷的空间，但其中的普适性原则却能够跨越时间的限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2、启蒙—人本主义的自由幻象——歌德《浮士德》悲剧的第一动因

23、年过半百的学者浮士德沉湎于中世纪的书斋，脱离了现实生活，为烦琐、僵死的知识所困，苦闷到企图自杀，直到复活节的钟声响起，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在与学生瓦格纳的郊游中，他看到了充满活力的生活，同时也遇到了靡非斯特变的黑狗。回到书斋后，浮士德与靡非斯特订立了赌约：魔鬼甘愿做浮士德的仆人，带他到天地间寻求各种满足，解除他的苦闷，而浮士德一旦发出流连忘返的赞叹，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

24、歌德外出旅游时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乌尔丽克，两个人执手一起散步在林间路上，一起看夕阳西下。他像一个女儿待父亲一样搀扶他，天真的向他谈论自己即兴想到的一切，面对这正值妙龄的少女，时间一久爱的激情在歌德心里荡漾，但他得到的只是一番委婉的敷衍。

25、《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一部长篇诗剧，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一样，同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26、德累斯顿马戏剧院由汤姆·库阿斯创建。汤姆·库阿斯在德累斯顿国家话剧院以及法国马戏艺术中心积累了足够经验后，他召集优秀舞者、默剧演员、歌手、木偶艺术家等，通过该剧院实现其崭新和大胆的尝试。

27、Ziehtunshinan.(Goethe)

28、(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年02期P124-P130)

29、赫尔德说：“由于其精辟的原则，我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尊重经书(即儒家经典)。孔子的名字对于我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赫尔德以此指出，他对孔子及其学说并不怀有特殊的反感，而且还在他主编的《阿德拉斯蒂亚》(Adrastea)杂志1802年第一和第二期连续发表了《中庸》上半部的德译文和以孔子及其道德学说为题材的十八个故事。《中庸》德译文仅能大致传意而已，无文采可言。十八个故事中，八个直接描述孔子的行止，其余的故事则描述他的政治伦理和教学活动。这些故事分别摘自《论语》、《孔子家语》、《礼记》、《晏子春秋》、《国语》、《史记》和《说苑》。赫尔德为之写了一篇短短的引言。他在论及中国的道德学说时说：“我不得不称赞他们这最纯正的道德理性。”不过，他并未摆脱他固有的偏见和傲慢。当他谈到中国在人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时，他说：“德居伊内一个人所做到的就如一个中国的科研机构的功效！”这里所称的德居伊内(Deguignes，1721—1800)就是那个认为中国的氏族和文化完全来自埃及的人。此说连同赫尔德所称的被描绘在木乃伊上的象形文字早已为莱布尼茨所批驳和否定，德居伊内作为编辑曾审编出版儒家经典《书经》法文译本，不过，“凡是他对手稿文本改动过的地方大都是错误的”。

30、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镇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他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画家，在绘画的同时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在他看到意大利著名画家的作品时，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与那些大师相提并论，于是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

31、傅杰表示，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就应该多少了解一点孔子，多少应该读一点《论语》。“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化没有断过，而中国文化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是儒家为主流的文化，《论语》里所体现的孔子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32、(摘自朱雁冰《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33、正是因为揭示了这样的矛盾，浮士德自然也就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从诞生之初就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无数剧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从最开始的戏剧、歌剧，到后来的戏曲、电影，无数的浮士德被创造出来。

34、《葛兹·冯·伯里欣根》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葛兹原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没落骑士，他曾一度参加农民起义，后来背叛了农民。

35、浮士德很快就不满足大宇宙之符，因为它只是Schauspiel，郭沫若译为“一座幻景台”。于是浮士德翻到书上“地祇篇上的符迹”，念符召唤“地祇”(Erdgeist)。郭沫若1919年的《抄译》集中于浮士德的“述怀”，所以并不包括我们前面引到的地祇的现身“歌词”，很可能，那部分“歌词”的译文是到1920年从事全译时才完成的。而《抄译》的结束之处，便是浮士德反复召唤地祇显形：“你请环护着我的身旁!”

36、(歌德与席勒的友谊故事摘自范大灿：德国文学史(修订版)第二卷)

37、该书于1774年秋天在莱比锡书籍展览会上面世，并在那里成了畅销书。小说描写进步青年对当时鄙陋的德国社会的体验和感受，表现了作者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反应以及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少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婚。爱情上的挫折使维特悲痛欲绝。之后，维特又因同封建社会格格不入，感到前途无望而自杀。它是歌德作品中被他的同时代人阅读得最多的一本。

38、《亲和力》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809年。小说围绕着爱德华和夏洛特夫妇以及他们的情人展开。《亲和力》是歌德晚年之作，却有着某种常见于其早期作品的浪漫色彩。爱德华的感情冲动，半科学的主题，以及诗一般和谐的(即使是不现实的)死亡，即是其浪漫因素中的几例。

39、“我们讲文化的时候应该跨越自己的国界，从一个国际视角来讨论文化。他认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都能够通过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使得自己获益，而且只有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动，文化才能够有未来发展的可能。”瓦尔克表示。

40、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正式建立友谊之前，这两位德国文坛巨人曾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彼此都对对方心存芥蒂，甚至怀有敌意。

41、在这一片段中，苦闷的浮士德也在不断乞灵。他首先转向的，还不是地祇，而是“大宇宙篇之符迹”(dasZeichendesMakrokosmus)。“大宇宙”一词也出现在郭沫若1919年所作的《电光火中》，这首诗的第三部分《赞像——Beethoven的肖像》有“你好像是‘大宇宙意志’底具体表著”一句。大宇宙之符只是无限宇宙的图式镜像，而贝多芬之“像”却的确是宇宙意识的“具体”镜像。

42、   但是，我们总是要一读再读，因为这本书不但能给我们自身的生活起到先验的指导，同样也可以让我们获得超脱于自身小世界之外的丰富的精神体验。除去常读常新，我们没有办法对这本书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43、(1)vonGoethe,J.W.(2012).FaustIundII.BeltzVerlag.

44、有人推断，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教育省”(第二部分第一章)也许可以证明，歌德受到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人们从中选出四段与《孝经》中的有关段落对比，并进而断言，孔子的表述与歌德的表述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所有段落，仅举如下两段作一对比。初看起来两者似乎是一致的，但稍加思考便发现其间大有区别：

45、当秘籍和精灵拒绝他之后,自己动手脱离此在,即自杀,是浮士德作为现代性人本主义的最后选项。与助手瓦格纳的对话(V.522-601)没有让悲剧主人公浮士德获得解脱牢狱的力量,“他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无助”(Kr9ger,2001:10),或者说,浮士德依然沉浸在情绪低落的抑郁之中,便萌生自杀念头(V.687-698)。关于浮士德的自杀母题(V.690-736),不能仅仅理解为“他(浮士德)心中有一种战胜忧愁的活力”(范大灿,2006:545),而是要将这一母题放置于欧洲历史、宗教文化框架中加以考察。关于自杀行为之是非,历来争辩不歇,主流文化和宗教一般采取拒绝和贬斥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传统同样拒斥自杀行为的,基督教的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赋予的、神圣的、一次性的,必尽一切手段维护之。《圣经·旧约》“摩西十诫”中的“你不可杀戮”就是不可剥夺生命,其中也隐含着不可剥夺自己的生命;杀害自己无异于谋杀他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人无权剥夺。保罗在致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书信中,也谈及身体是神居住的地方,不可伤害:“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庙宇,上帝的精神就住在你们内中吗?/谁若败坏上帝的庙宇,上帝就败坏他,因为上帝的庙宇是神圣的,你们就是这庙宇。”(BibelNT,Kor.3:16-17)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自杀行为的论述对基督教教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法律不允许杀人,哪怕是杀一名罪人,那么杀死自己的人也犯了杀人罪,他杀死自己的罪比杀死别人更重,因为他杀死了一名无罪之人。”奥古斯丁认为,无论有罪如犹大,还是无罪之人都不能自杀:有罪者如犹大,“他上吊自杀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他的……罪,因为他对上帝的仁慈感到绝望……他没有给自己留下接受被治愈的余地”;那么,对于无罪之人“下这般毒手更加应当禁止!”(奥古斯丁,2006:26)

46、席勒将戏剧对人的影响与法律和宗教等同。他认为，法律和宗教若与戏剧结合便会得到增强。他声称，舞台的审判权开始于法律领域终止的地方。即便在宗教和法律认为与人的情感相伴有失其尊严的地方，舞台仍可对我们的教育有所作为。在席勒看来，法律是平滑的和有弹性的，而宗教的约束力是严格的和永恒的。两者无法独自完成对人的全面的教育。孔子在人的教养中非常重视诗与乐，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他在论及人的教育时同样重视诗、乐和礼，他解释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在他的语言中，礼和乐往往作为一对概念或者相互对比使用。孔子将礼与乐视为教育和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

47、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列的四大文豪。译者钱春绮先生是我国德语界泰斗级的前辈、诗人。

48、细察可知，郭沫若对泛神论的定义，承接于《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1771年5月10日”书信，信中维特自述身处自然春光之中灵魂所得的“不可思议的愉快”，由光线、溪流、深草和昆虫，他感觉到神——那“全能者”——的存在：

49、这译诗又提供了一种郭沫若—歌德的“宇宙图景”，以海洋为宇宙镜像。郭沫若接下去写道：“这首歌词是从‘地祇’的口中唱出的。地祇只是‘创造精神’GeschaeftigerGeist的象征。”我们可以想一想：德文中的GeschaeftigerGeist真的可译为“创造精神”吗?

50、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是法学博士，并从皇帝手中买得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有艺术修养，并擅长讲故事。这样的家庭，对歌德走上艺术之路很有帮助。1765年，歌德谨遵父命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个人兴端却在艺术与自然科学方面。

51、我想约你，去祖国的五湖四海，感受她70年来的日新月异和蓬勃生机，看紫荆花和金莲花交相辉映，又或者站在浦东新区亚洲第一高楼的顶端坐拥东海日出、云卷云舒……

52、《浮士德》是一部诗剧，取材于德国中世纪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民间故事。诗剧以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关于人的争论、赌赛为开端，引出作为赌赛对象的浮士德博士，并进而引发了浮士德与魔鬼的赌赛。

53、温州市鹿城区府东路466号(世纪广场东首)

54、孝经：天上和尘间万物唯人为贵，人的行为中孝为先。

55、关于席勒与中国的关系，人们总爱提到他的剧本《图兰多》和他的题为《孔子的格言》的两首诗。“《图兰多》是一件迟到的、尽管具有种种魅力却难以证明席勒之伟大的chinoiserie(中国装饰风格的工艺品)。”席勒本人对这部根据意大利童话剧作家葛茨(CaroGrafGozzi，1720—1806)的童话剧改编的剧本评价也不高。他说，他希望“通过文学的辅助在演出时给予葛茨的童话剧一个更高的价值”。《孔子的两首格言诗》实际上是席勒以孔子的名义说出的格言：

56、这一观点在他的《色彩学史资料》一文中得到证实。在这里他将中国人归入静止的民族之内，并将他们的礼仪习俗称为“静止不变的礼仪习俗”。在歌德或者赫尔德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尚处于童稚阶段的民族”，两人对孔子及其学说毫无兴趣。在《准则与反思》一文中歌德写道：“中国的、印度的、埃及的古代始终只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自己和世界熟悉这些东西是好事，但这些东西无助于我们进行道德的和审美的教育。”

57、郭沫若、宗白华视浮士德为歌德的替身。余匡复《〈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一文将《浮士德》视为诗化的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进一步的，韩瑞祥、仝保民在《〈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中认为：浮士德是一个在幻想和戏弄人生中追求着的浪漫主义形象，他不是作者本人生存观念的释解，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分裂的悲剧。歌德自己说过：他说不出来作品里的具体观念，作为诗人他只是将自己的印象从艺术的角度生动表现出来，并使读者能获得同样的印象。董问樵在解读这段表白时认为：在思想上，诗剧是接近人道主义的过程；在艺术形象方面，浮士德是哈姆雷特的发展，前者在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后者的形象。王力在他的《文学的归真——对〈西游记〉、〈浮士德〉的随想》中将浮士德定位为一个“当代英雄”：真正的当代英雄体现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和最崇高的人格，是人类文学中的最高典型，浮士德正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58、我爱你，与你无关。那为什么我记不起你的笑脸，却无限地看见你的心烦。

59、   《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6年，第二部完成于1831年。题材采自十六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德国十六世纪民间传说中一个神秘性人物。相传，他用自己的血和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时间的权利，知识和享受。《浮士德》这个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原本是一个训诫故事，意在告诉人们要戒除欲望，养成虔敬之心，否则魔鬼就会乘虚而入。

60、《世界十大文豪：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为诗体悲剧，是歌德倾注了毕生心血写成的宏篇巨著。它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反映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历史，揭示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迷信两种势力的不断斗争。

61、这个年龄与身份极不相符的矛盾性构成了浮士德生不逢辰、怨天尤人、此在绝望的根本动机。然而,浮士德的绝望表述没有停留在个人恩怨或职场失意的层面之上,而是把恐惧与绝望转嫁、扩展到(抨击)时代制度的层面上;与此相应的是,(新)时代,就是“现代”(moderntimes)也需要能够将理解力与毁坏性集合于一身的革命者;浮士德的悲剧形象就是个体性绝望情绪与现代性破坏特质的混合体,个人动机与时代需要的契合也造就了浮士德的辉煌成就与悲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