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原文

1、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王阳明知行合一原文)。

2、墨菲定律：不要心存侥幸！你担心的事情一般都会发生

3、宋朝的程颐强调知先于行的倾向，朱熹提出了先知后行，行重知轻，知行相须的观点，他们本是强调知行的密切关系，但是后世的知识分子都在“知”上下功夫，强调格物穷理，可是理是穷不尽的，他们忽略了“行”，忽视了道德实践，社会中出现了知而不行，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王阳明针对知行分离，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为了补偏救弊提出了“知行合一”。

4、我们这样去设想：在这个广阔世界中(任意一点)的我们，看到的每种色彩，听到的每种声音，(被大脑)规范出的每种形态，它们并不是物理学意义的，或者说近代物理学范畴下由时间和空间规定出的颜色、声波或形状，而只是我们的“心”的一种认知；同理，我们觉得这种色彩好看，这种声音好听，这种形象顺眼，也无关于诸如三基色的搭配、振动和谐的频率或是黄金分割比例，它们只是“心”为之作出的相应的反应。

5、王阳明说，古人把知行分开说，有着古人的良苦用心，对哪些懵懵懂懂地去做事，不加思考的人，古人说个“知”字，对于那些茫茫荡荡地去思考，不去行动做事的人，古人说个“行”字，这是古人单独说“知行”的原因，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本就合一。

6、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王阳明知行合一原文)。

7、此时，王守仁的功绩被批评、轻视，学说也被诋为“伪学”，连应有的饰终之典都被取消。看起来，他几乎要在历史长河的浪花中消失了。然而历史终究是公平的，世宗去世后，其子穆宗继位，王守仁又重新被人想起，“廷臣多颂其功”。于是，穆宗诏赠王守仁为新建侯，赐谥文成。隆庆二年(1568)，又以其子王正亿袭新建伯爵位。被人为扭曲的历史，终于还是在王守仁去世四十年后重新被纠正过来。

8、“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也是宋明理学，尤其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同时，它还可能是被我们现代误读最多的传统思想义涵。

9、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10、那很明显了，在“知行合一”的框架下，认知是“心”在认知，反应同样也是“心”在反应，他们是一体之两面，相互统一。

11、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12、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也称王阳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习文的家庭。其父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的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右谕德、翰林院学士、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王守仁自幼受到祖父王天叙的影响，王门弟子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中记载了这样的事迹：

13、本书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哲学和事功史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

14、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当时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

15、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16、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17、这看上去和很多人把“知行合一”简单理解为“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关键还要看“合一”。

18、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就这样听上去好像很合理,对“知”、“行”没有偏重,但其实“知为先”就已经意味着以“知”引领、决定“行”,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只会说不会做,这也是阳明当时极力批评的现象.

19、第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

20、知行合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

21、要做到知行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同时，还要以知行合一的精神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真正做到“知”与“行”的统这样才能真正让理想信念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激发奋斗奉献精神。

22、王阳明把“理”认为在“心”中，所以对“理”的知的过程，就要澄清我们的心，在心上下功夫，把我们的心“擦亮”，理自然就有了，而不是朱熹说的那样，理在外，去外面寻找。

23、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24、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25、简单讲，王阳明不认为可以先“格物”，再“致知”，那样一来，“知”和“行”必然割裂，而非统一。

26、宁王得知南昌告急，即刻回援，与官军战于黄家渡，不利。次日，叛军又来攻，官军一度小败，有些士卒临阵逃跑，此时王守仁斩逃卒以徇众，三军复振，遂破叛军。又次日晨，宁王正整顿军队，王守仁已派出部队火攻敌船，叛军因此大溃，主要首领自宁王以下都被擒获，叛乱遂平。此时距叛乱爆发才三十五天，明武宗亲自率领的平叛部队尚未从京城出发，而王守仁所部仅是临时凑集的地方部队，各部队的指挥者又多是文官，竟能成就大功，实在令人惊讶。这也是王守仁最受后世称颂的一次军事行动。

27、第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

28、 良知与行为是统一的。有良知，首先就要言行一致，要有诚信。诚信是一个人在世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生在世，唯独诚信，绝不可无。

29、“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30、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31、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当宁王起兵时，许多官员在观望，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并起兵平叛。

32、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33、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王阳明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人人生而有良知，万物变化在心中。

34、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35、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哲学理论，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认知实践方面的。

36、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37、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宠任太监刘瑾等。正德元年(1506)，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参劾刘瑾，刘瑾下令逮捕戴、薄等二十余人，予以杖责。王守仁上书请救，也被列为“奸党”，不仅被廷杖还被远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的驿丞。当时的贵州是土司林立的边远之地，条件非常艰苦。王守仁到龙场时，当地是这样一番景象：

38、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 , 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

39、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

40、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得中浙江乡试，此后两应会试不第，遂拾起少年时的兴趣讲习兵法。钱德洪说：

41、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

42、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i-LJ_-oEprNhUSMReuI8g提取码:jf1b 书名：知行合一王阳明

43、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是阳明文化的核心。

44、意思是：最高深的道理隐藏在最简单的事理中,有悟性的人可以从最简单的事理中获得最高深的道理,从而成功。

45、听后续内容，请下载知识星球APP，找老齐的读书圈。

46、王天叙“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所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是一位文化修养出众的豪放之士，常随祖父读书的王守仁不仅在学问上受益于他，性格也颇与祖父相似。十五岁时，王守仁“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举止类乎将门子弟。

47、 王阳明认为人皆有良知。他在龙场担任驿丞时，抓捕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子。强盗受审时说：“我死罪难逃，杀我痛快点，但别跟我谈些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谈这个，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48、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49、这就成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重要预设，也就是前文说到的那个“合一”的前提所在。实际上，王阳明也对这个真理有专门的表述，今天我们读《传习录》，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真理就是王阳明念念在兹的“良知”(需要说明，此“良知”也明显不同于现在我们说的良知)！所以，“良知”才是“知行合一”的前提。

50、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51、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

52、有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用以说明王阳明“主观唯心”的例证。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与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的满树鲜花问道：“(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如果只是以此为例，又不明其“机锋”所指，自然可以视为不顾客观事实的“唯心”。

53、对某事物或道理是否知道得深切是可以从行为中看出的；而行为的正确精准与否也反过来影响到对事物的理解.两者是一体的,这也是与朱熹的理学最大的不同之处。

54、朱熹解释《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一句，认为应该“即事观理，以格夫物”，也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来获取知识和感悟，这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王守仁遵循其教，认为“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看到家中栽了很多竹子，遂日夜观察穷究，欲知其理何在，七日而病，乃自叹“圣贤有分”，转而就辞章之学。直至弘治末年，王守仁的思想都是在正心诚意的圣贤之学、辞赋文章的应世之学，与出世养生的道释之学间波动。正德初年被贬龙场，才给了他一个自我突破的契机。

55、近些年，随着“国学”复兴，有识之士致力于向传统文化的丰厚宝藏中寻找解决现代文化困境的道路，这绝对是好事。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一个重要哲学概念的提出，都有着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纵使我们经常说哲学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却也不意味着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可以与时俱进的，而且对它的误读甚至会引起反作用。

56、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并不仅限于心性修养或道德实践方面，而是还要见诸于政治事功方面。他把践行“知行合一”也看成是“知行合一”所倡导的内容，他说：“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参看《传习录》)这“事为”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王阳明所指的是明德亲民的政治追求和政治实践。在王阳明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明明德”包括“亲民”，因为“亲民”的核心道德便是“仁”。他还说:“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显而易见，王阳明强调“亲民”乃“明德”之举，是“明明德”核心内容，而“仁”也正是《孟子》中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基本含义。这对于明以后的政治哲学观念影响很大。

57、这些思想虽然与王守仁在讲学中传授的学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始，却不能不追溯到王学“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的根本理念，这正是王学的进步性所在。近代朝鲜、日本的改革与革命，也常有宗奉阳明之学的学者参与，这是从另一角度证明王学具有进步色彩。

58、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59、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被认为是真“三不朽”。但是，和许多成功人物一样，王阳明也一直毁誉参半。时人斥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但不能不承认其事功的卓著；后人言其承朱学之式微鼓吹心学，为统治者另谋思想出路，却不能不承认王学的积极因素。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入祀孔庙，在同时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为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虽然影响最大、功绩卓著，却争议最大。而在整个清朝，王阳明及其学说更是受到全面的压制。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也曾经给王阳明及其学说贴上一个标签：“主观唯心”。

60、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

61、人的认识和行为要一致，不可口是心非。观察事物要细致入微，用心揣摩，从而在该事物中得出道理和知识，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62、作者：(明)王守仁著 (明)施邦曜辑评 王晓昕 赵平略点校

63、“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64、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

65、格物致知：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66、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是阳明文化的核心。

67、王阳明举例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恶恶臭”，在王阳明看来‘知’好色，和‘行’好色。当你看到美色时，你马上喜欢她，当你闻到“臭”时，马上厌恶，这中间没有停顿，这个知行应该是同时进行，同一连贯过程，说明知行合一。

68、当叛乱初起时，大臣多惶恐不安，唯有兵部尚书王琼说：“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后来果然被他言中。然而王守仁虽建大勋，却被武宗的宠臣江彬等嫉妒，当武宗率军抵达南方后，江彬便屡次向武宗诬告他有反意。幸而武宗还算清醒，反驳道：“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这才没有使这位有功于明室的名臣无辜受祸。

69、黄宗羲可谓真知阳明者，他认为王阳明的学术经历，并非王阳明自己所说的一个“三变”，而是有两个“三变”，“龙场悟道”则是两个“三变”之间的关节点。只有把这两个“三变”一并考察，才能理清其“求圣”的全过程。

70、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

71、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

72、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73、我们在前文中讲到，王守仁讲的是“知则必行”，强调的是“知”与“行”的一体两面性，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知行合一”则更为深刻，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样一来，“知”既能推动“行”的发展，“行”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知”的进步，两者互为因果，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