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五十四岁那年，他写出近百万字的《礼记章句》后，适逢吴三桂因不满撤藩之事而谋反的巨大政治事件。1674年，吴三桂攻入湖南，占领常德、岳州、长沙、衡阳等地。接下来，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东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先后举起反清旗号。接下来耿精忠也在福建反清，攻掠江苏、浙江诸州县，郑经也率军由台湾入闽浙。而吴三桂又假称明朝皇帝朱由检的第三子“朱三太子”在军中，以反清复明的旗号蛊惑民众。一时间许多民众也由衷地相信，王夫之也不例外。1674年，吴三桂攻下湖南后，王夫之到湘乡去访问至亲刘象贤，商议此次政治事件，并作有《上湘旅诗》，坦陈自己的疑惑与当时的气势：“山城犹百里，战伐不相知……回首巴丘北，银涛卷绣旗。”1675年，王夫之从寓居的衡阳北上岳阳，游长沙，访故人，一路所见所闻，多有诗作，但对时局的发展并不天真乐观，在与好友蒙正发《留别圣功》一诗中写道：“兴亡多事天难定，去住皆愁梦未真。”时局的发展也很快印证了王夫之的直觉。1676年，战局急转直下，先前的叛将、提督又纷纷降清，而吴三桂本人竟然在时局不利的情况下，于1678年在桂林称帝，并委托人来恳请王夫之写《劝进表》。对此王夫之愤然拒绝，并自称是亡国遗臣，所欠一死，为不祥之人，何能担此大任。于是又躲进深山，作《祓禊赋》以抒志，其中有句云：“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

2、(1)主张“循天下之公”，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当私产的做法；(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3、1676年(五十八岁)，始撰《周易大象解》。

4、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5、通俗点说，理想人格就是人们的榜样。从理论上说，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即为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以美轮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对理想人格不同范型的探究中，学术界对圣贤与君子有较多的关注，但于“成人”考察的并不多。只是到了王夫之那里，“成人之道”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地论述。一般地说，自然和人、对象和主体的交互作用，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是培养自觉的理想人格的一般规律和必由之路。3如果说，柳宗元注意到后一方面的话；那末，王夫之较多的侧重前一方面。两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人格培养的规律与途径，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王夫之实现“成人之道”的途径，是把它安置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不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发展着人的本质力量(“日新之命”)。在这一过程中，人向着求真、向善、爱美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前景行进，这是王夫之“成人之道”给予的启示。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行程中，亟需激活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熔铸进时代需要的内容之中。王夫之建立在“日新”宇宙观上的动态人性论，以“日生”与“日成”、“身成”与“性成”相统为造就理想人格途径的思想。这是王夫之留给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6、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提出了“天理”“人欲”并存不悖的思想。他认为天理和人欲都出自自然，离开人欲就谈不上什么天理。他说：“理欲皆自然”，“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对垒”。王夫之在这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7、(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

8、(10)王夫之.思问录外篇.北京：中华书局，19

9、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绪，朱子之后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与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王夫之在一个动荡、艰苦的环境之中，完成了几近五百万字的创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数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当今日和平年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王夫之思想创作的内在动力究竟何在？这应当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10、圣人则全是无我。颜子却但是不以我压人，却尚有个人与我相对在。圣人和人我都无。(17)922

11、1673年(五十五岁)，《礼记章句》初稿写成。

12、李贽：具有“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

13、王夫之关于人性的观点，有其特点。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诸子至宋明诸儒，都局限在性的善恶方面，而王夫之却主张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即所谓“气禀”。这种能力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新故相推”而发展，因此人性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人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

14、(5)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

15、(2)欧洲：批判天主教会，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16、(2)欧洲：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

17、1691年(七十三岁)，久病哮喘，四月《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定稿。

18、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8)102

19、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体。合气质攻取之性，一为道用，则以道体身而身成；大其心以尽性，熟而安焉，则性成。……君子精义研几而化成其心，所以为作圣之实功也。(8)138

20、王夫之认为，教学不但要“习”，还要注重“时”，他指出“学而不习，习而不时”是学者的通病。他所说的“时”有两层含义，一是循序渐进之义，一是有恒之义。

21、王夫之于《章灵赋》及自注中所表达的人生志向，在后来的生活实践中一一得到印证。1654年，清兵再度攻下湖南，王夫之受到通缉，他在逃亡的艰辛岁月里，开始了以教书为生的生活，在一些破寺庙里为从游的学生讲《春秋》中的“夷夏之防”思想。1655年，在晋宁的荒山破庙里，为从游之诸生讲《周易》，并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本经学著作《周易外传》的写作工作。同时又作《老子衍》一书初稿，对道家的思想做“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与吸收工作。又于1656年三月写成《黄书》，总结汉民族败亡的教训，提出了大反“孤秦”“陋宋”的反专制政治的思想，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充分发挥中原地区人民的智力，以治理轩辕以来华夏大地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权力交替的问题上，他甚至提出了“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的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从1655年到1669年这近十五年的时间里，王夫之基本上是在一种动荡的生活中完成了大量的经学著作，1663年完成《尚书引义》初稿，1665年完成《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总结宋明理学的精神遗产，在理气、道器、心物、心理、知行、理欲等方面，明确地阐发了一种以唯气论为思想基础的哲学思想，摒弃了程朱理学“理本论”的思想，提出了“气外无孤立之理”，道不离器，“欲之正当处即理”，知行常相须，行可兼知等新的思想命题。自1969年夏，王夫之又相继写出了《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二卷，《续春秋左氏博议》上、下卷。这些经学著作均是引古以筹今，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思想。到1669年冬，王夫之由败叶庐迁到“观生居”，自题观生居堂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既是对他以往十五年来借六经开生面的人生著述活动的一次小小的总结，也是对他五十岁以后人生的一次重新规划。而他作为明朝遗民的巨大而深沉的痛苦，也只能从他“乞活埋”的痛苦呼喊中去体味。

22、(18)王阳明.传习录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23、“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上述评论中的“他”应是

24、3这里还有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涉及面甚广，无法详述。

25、主张(1)提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理论；

26、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有着多种范型的，如君子、圣人、贤人等。“成人”为其中之一而极具特色。“成人”之提出，是针对子路提问所作的回答。臧武仲，春秋鲁大夫。后至齐，因料知齐桓公将被杀而推却齐庄公的赐田。这是一个能预先知晓事态发展的人。孟公绰，春秋鲁大夫，为孔子所尊敬之人：“孔子之所严事……于鲁，孟公绰。”(2)2186“公绰之不欲”，是说公绰是欲望上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卞庄子，春秋鲁大夫，以勇力驰名。冉求，鲁国人，长于政事且多才多艺。孔子以为，一个人的智慧像臧武仲，寡欲像孟公绰，勇敢似卞庄子，多才多艺似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们的文采，就是完美的人格了。孔子心目中的“成人”，是指全人，包含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意思。孔子觉察到，这样全面发展的人格是难以达到的，便降格以求，对子路又说了一段话：“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1)149看见利益便会想起应该得不应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历经长久的穷日子不忘平日的诺言，可以说是“成人“了。从“若”与“今”两字，可知孔子的“成人”有两个层面，一是理想的，一是现实的。

27、1685年(六十七岁)，孟春写成《张子正蒙注》。同年八月写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九月，为门人讲解《周易》，写成《周易内传》十二卷，又写成《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另外，《思问录》内外篇亦当定稿于此时。

28、政治思想：主旨是循天下之公，深刻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从天下的角度考虑事情的人，一定会遵循天下的公理，那么天下就不是夷狄蛮夷盗匪篡逆所能够私自夺取的，这才是天下不是一个人的私利的解释)”。

29、经世致用，通达权变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洞悉世情的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力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王夫之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认为这种轻视知识的清议思想只会助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而面对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那些高谈性命义理的学者们却束手无策，深刻暴露了清谈思想的弊端。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王夫之在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选择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对历史和时局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说为武器，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在其史论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通过深入思考总结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史书经邦济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读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通达权变，他说“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经世之法，需与时代需要和趋势相契合，评史论政，找到一条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亲自践行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他结合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思考，对兵戎、赋役、礼制、刑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去危即安、兴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践履笃实，在读书治学上反对空谈义理、重视经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终坚持士人精神、践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却能够挣脱名利的樊笼；在大道不彰时能够守静持重、潜心著书。在时代潮流的激变中，“经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反映出一个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获得深刻启发：读书首先要立志得法，体察书中的微言大义；其次要慎思笃行，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最后要通达经世，为现实的社会人生服务。

30、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关系。

31、关于交友的原则，柳宗元强调的是“道”而不是“利”。如果以功利为交友的方针，举天之下，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结交：“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4)341柳宗元以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成”与“增”)，要依赖师友的帮助和教育。只要利于“道”的实现，即使是地位低下如佣工与乞丐，也应该和他们在一起。相反，尊贵如公侯，如果逆反于“道”的话，也不妨离开之。就通常情况言，父母带有善意的劝告，往往带有责备的口气；妻子的忠告，常常采用唠叼的形式。师友的诤言出自肺腑，形式多为娓娓而谈，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是人们从迷途返回正路的重要因子之一。同样，一个人的学识的长进与德性的提高，是离不开与师友相处与帮助的。从普通的人升华为理想人格，师友在“成”与“增”上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柳宗元强调“成人”离不开师友帮助，是有见于人的成长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32、王夫之对于农民军的态度，大体有一个由开始的拒绝、仇视，到中间的有限度的接受，到最后的肯定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也是与抗清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这三个阶段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实践相联系，其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一个接受正统官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型的士人，逐步向一个维护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方向转化，并在这一思想转化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传统经学思想的束缚，迸发出一些突破传统经学、启发未来世界的新思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带兵攻入北京城，明王朝灭亡。五月，吴三桂带领清兵打败李自成，建立了满汉联合的贵族专制政权。这一被当时士大夫视为“天崩地裂”的大变局，王夫之为之悲愤，写了《悲愤诗》一百韵，痛骂农民起义军。这是第一阶段。后来清兵南下，各地人民奋起反击，王夫之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从1645年到1648年，王夫之本人投入到了抗清的斗争之中，这期间，父母、兄弟、妻子均丧亡于战乱之中，自己也因为抗清失败而到处流浪。1648年，南明永历小朝廷在广东肇庆建立，是年十月，王夫之以父丧服孝期未满为由，拒绝了好友堵胤锡的举荐，直到1650年春父丧期满，才接受了永历王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小官。南明永历小朝廷d争激烈，而永历皇帝也是昏庸无能，以大学士王化澄为首的所谓“吴d”，陷害以金堡为首的“五虎”忠良，王夫之以非言官的身份写了《陈言疏》，痛斥吴d，连带地讽刺了当时的皇帝。这份《陈言疏》差点害了他的小命，幸亏有农民军领袖高一功的搭救，才未遭遇毒手。此可视为其与农民军关系的第二阶段。该年七月，清兵逼近桂林，王化澄迎降，永历政权逃到贵州，与大西孙可望、李定国率领的农民军联合，在贵州、云南一带稳定下来。1652年，李定国带领的十万农民主力，在桂林大败清兵，杀死降将陈邦缚、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又杀死清敬谨王尼堪。九月份又收复湖南衡州。此时，李定国又派人来招王夫之商议复兴之事。此时的王夫之不再像十年前断然拒绝张献忠那样，而是表现出极度的矛盾心理：“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章灵赋》自注)由于王夫之了解到大西农民军首领孙可望是一个野心家，政治极不可靠，最终还是拒绝了这次邀请。但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夫之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决定固守自己内心的“清刚之气”“清虚之志”，“怀冰自戒”，希望以“一丝系九鼎”，于“人之已穷”之际，寄托于“神或通之”的理想，行于“己所当行”而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而被王夫之认定的“所当行”的工作，就是通过著述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并光大华夏民族文化的工作。这是《章灵赋》及自注所表达的灵魂深处的思考。1561年冬，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在云南昆明灭亡，王夫之于次年得到消息，又写《悲愤诗》一百韵。同时，得知李定国刚强不屈而死，后来又得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领导的大顺农民军全部因抗清而壮烈牺牲，决定为他们写传记，而他的《永历实录》一书就专门为高一功、李定国等人立传，予以表彰。经过十多年的抗清民族斗争血的洗礼，王夫之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占上风。这可以视为其与农民军关系的第三阶段。

33、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34、1690年(七十二岁)，写成《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重订《张子正蒙注》。

35、(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

36、圣人“无情”为“无我”的具体化。王夫之以为，在“成人之道”过程中，“我”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夫之说：“或曰圣人无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12)120认同“圣人无我”，理想人格就失去了载体。讲“我”一定要兼顾“德”与“性情”，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是“性成”与“身成”的统一。理学家强调“我”在与外界事物接触中，可以不产生任何感情与情欲。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对艮卦的解释时说：“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14)968艮卦的本义，是山峰巍然对立，寂然静止之意。与“外物不接、内欲不萌”的禁欲主义毫无瓜葛。咸卦的本义，是阴阳二气的交互感应，而程颐也作了“无我”的诠释：“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不通者，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14)857-858

37、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7期“人物春秋”栏目

38、王夫之对事物内部“两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抛弃了(周易)八卦以乾为首的观点，认为乾与坤、阴与阳没有先后之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为主的一方在另一条件下就会转变成为辅的一方，同样，在一定条件下为辅的一方也会在另一条件下转变成为主的一方，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人们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39、仔细研读王夫在明亡后十二年所作的《黄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王夫之早年的狂放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与经世之才的底蕴。《黄书》分七章，除最后一章“离合”讨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变化周期之外，前六篇均是具体的政治策略与方法的筹画。《古仪第二》、《宰制第三》两章、表明王夫之对古代典章制度、中国的地理山川极其熟悉，而《慎选第四》则表明他对古代科举与人才选拔制度也有深入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黄书》七篇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王夫之的经世之才，如果历史条件许可，让他做一朝的宰相，当不负其职。其晚年所著《噩梦》篇，与黄宗羲“明夷待访”的意思可以相参较，所不同的是：王夫之不是待王者之来访，而是期盼有人理解他的文化理想。其所谓的“噩梦”，并非是对自己人生的悲观失望，而是担心中华民族没有人理解他的文化梦想，这才是最大的噩梦。这一“噩梦”与顾炎武所担心的“亡天下”的大噩梦，在精神上可以相通。好在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贞下起元，船山的“噩梦”并未来临，他的《俟解》一书，以及他的文化梦想，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志士仁人诠释、阐发，并发出新的思想光芒。

40、(1)中国：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重视发展工商业，提倡经世致用，具有初步的反封建民主色彩，但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也没有跳出中国古代理想化的明君加贤臣的统治模式。

41、(2)欧洲：打击了专制世俗统治，开启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42、(3)赞扬历史上的“异端”行为(肯定改革、农民起义、寡妇再嫁)、倡导变革。

43、王夫之以为，不能像理学家那样，以“存理灭欲”为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共同点是强调出“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对立。理学家以为，饥食渴饮为“欲”，为人的生理需求；食求甘美为“人欲”，为提升自身需求的进一步要求。肚子饥饿了，吃个白馒头是“欲”，想吃一顿丰盛的宴席就是“人欲”了。2对这样的区别，王夫之是不认同的：“苟食其鱼，则以河鲂为美，亦恶得而弗河鲂哉?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姜齐哉?”(12)60吃鱼，为什么不吃河鲂这样的美味呢?娶妻，为什么不以美女齐姜为正选呢?理学家心目中的“天理”，有着多重内涵。“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又是客观世界里事物中存在的规律与法则，这是从哲理上说的。“天理”为伦常秩序与等级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这是从社会意义上说的。理学家断言，“人欲”是要灭绝的，“天理”是要提倡的。朱熹说得很干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17)224-225主观设定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王阳明主张，“必欲此心纯属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18)66理学家的目的，是想否认人性中感性欲望与德性意识之间的血肉联系。王夫之没有否定“天理”，认为“天理”与“人欲”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9)519他坚决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以为这是同一天空下人的本性所在的：“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9)369王夫之强调的是，不只是生理需求，就是进一步的心理需求，也要得到合理的满足。王夫之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学家那里被称为“圣人无我”：

44、王夫之主张教者必须了解受教育者，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进行教育。他认为学生是有个性的，有“刚柔敏钝之异”，教育要顺应学生的个性去施教，偏高偏低都会影响教学效果。他认为一个人有长处也有偏处，教者要引导发展学者的长处，使他能够进步；矫正学者的偏处，使他能够走上正当的道路。他还认为教者要根据学者的接受能力和基础乃至于主观努力的程度等。总之，要根据学者的具体条件去施教。教人的道理是一个，但在方法上却要因人而异。

45、王夫之在强调“自勉”的同时，还指出注重“自得”，即学习积极性原则。虽教亡益。”他强调学生学习要有“求通之志”，即要有学习心理上的准备和努力钻研的精神，然后再有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就会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教在我而自得在彼”的道理。

46、(3)批判与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新活力；

47、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48、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文史知识》编辑部收

49、“继善成性”首见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认为，阴阳对立的变化法则(“道”)，是没有不善的，它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就成为“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在中国古代学者心中，《易传》是孔子作的。中国文化有个特征，孔子提出但语焉不详而没有讲清的命题，后世儒者都会去探究一番。《易传》的“继善成性”，是挂在孔子名目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王夫之对“继善成性”命题作了发挥：

50、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4)341

51、王夫之还要求教师必须有丰富的、正确的知识，能够“温故知新”，“欲明人者必先自明”。王夫之提出的对教师的要求，都是教师所应必备的条件，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前也有借鉴价值。

52、王夫之以前的人性学说，不论是复性说还是成性说，抑或主张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无恶，都以为人性一旦成型便不再变更了。王夫之对二程有个批评：“程子以气禀属之人，若谓此气禀者，一受之成形而莫能或易。”(9)568王夫之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处于变化与运动之中，“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6)120这种无止息的变动，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化”：“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日月也。……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末消，亦槁而死。”(10)36“日新”观是理解王夫之思想的关键所在。自然界日月风雷，是处于变动态中的。如果不能遵循“日新”这一客观规律，等待它的只能是死亡。人也无法跳出这一框架。从逻辑推演上来说，对构建了体系的哲学家来说，都会把自己的宗旨推及到其学说的各个方面，否则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王夫之也不例外：“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其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6)183王夫之把人的学习与认识，看作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变化的行程，新旧知识互相作用不断地推陈出新。于是明显的现象与隐蔽的本质相继为人们所洞察，“微”的本质是从“显”的现象那里得到了说明。王夫之明言，任何事物只是处于动态之中，才能获得永不枯萎的生命力：“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积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洼，九夏之方熯而已涸也。”(6)120-121人的才能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人的思维如同江河之水，在不停地流动中才会永不穷竭。微小的水洼，经不起夏天太阳的日晒，很快就枯竭了。人性是遵循“日新”的规律而行进的，这是他批评“一受成形而莫能或易”的形而上学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据此王夫之强调，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形，不受损益也哉?”(11)65王夫之提出，“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将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行进过程：“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11)63“日生日成”，就是天天处于更新的状态中，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命”：

53、1684年(六十六岁)，病中写成《俟解》一卷。

54、孔子首提“成人”说，这是从多才多艺的角度去探讨个人如何造就理想人格。请看子路和孔子的一段对话：

55、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教育观点，在人性论、理欲关系、知行关系、学思关系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对理学教育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6、(1)他们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57、王夫之反对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他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有欲斯有理”，“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王夫之这个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把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即“人欲”看作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绝不能灭人欲以求天理，禁欲、室欲都是阻碍人性发展的。在这种主张之下的教育，就要重视人性的发展，满足人们的欲望，要推己及人，要节欲而反对灭欲。他说：“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王夫之的这种道德观，是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阶级需要的，有着要求解脱束缚的意义。

58、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也。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11)116

59、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60、(16)黄宗羲.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

61、1686年(六十八岁)，重订《周易内传》及《发例》。又写出《四书笺解》十一卷。

62、荀子回应了孔子的命题：“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全光，君子贵其全也。”(3)13这是说，完全、纯粹的人格才是真正完美的人格，亦即理想人格。为此需要读书、思索以求融会贯通，身体力行并注重自我修养，排除那些有害于自身的思想与感情。如此日积月累的结果，“成人”即使受到外力的威胁，也会勇往直前地朝着目标前进。“成人”具有这样“德操”的人，足以应付一切时局的变化。“成人”具有较高的学识，有着坚定的意志，不惧任何压力，把自身生死置于不顾。荀子的“成人”，大体上是孔子所说“成人”两个层面的综合。

63、1682年(六十四岁)，《说文广义》两卷写成。十月，《噩梦》一书写成。

64、(3)梁启雄.荀子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65、王夫之反对“圣人无我”之说，强调德性凝于感性，“身成”为“性成”的基础。他说：

66、(11)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

67、(1)中国：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启蒙思想从本质上并未摆脱传统的儒学范畴，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

68、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14)460

69、五十岁以后直到去世，王夫之的思想创作激情一直不减。下面简单地列举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性著作的年表，就可证实这一点：

70、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儒如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相比，王夫之大约于三十三岁(创作《章灵赋》及《注》)时确立了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而且基本上没有动摇，五十岁自题“观生居”的对联更进一步阐明了今后的人生方向。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干扰。1667年前后，方以智多次劝王夫之出家，并有诗云：“何不翻身行别路，瓠落出没五湖烟。”王夫之虽然理解方以智的好意，也尊重他的学术与思想，但却有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答诗中说道：“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旧识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这表明，王夫之要在穷乡僻壤的“野塘边”，像寒梅呼唤春天一样，为民族文化的未来春天独自抗争。

71、1687年(六十九岁)，开始写《读通鉴论》。

72、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历正月初二日，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姜翁、一壶道人、双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学者尊其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在野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眷恋科举，所不同的是，他又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须盟”，立志改革社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颇为类似。不过，晚明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迷梦。明亡以后，他也曾在衡山组织乡民起兵抗清。失败后，经友人的劝说，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小官，结识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在永历小朝廷，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后经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的营救脱险，回到湖南，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反攻，收复衡阳，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最终未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由此而展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工作。五十岁时，在自己所居的观生堂题写一副对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由这一副对联，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创作之内在动力，更可以看出他宏伟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73、不同：①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激烈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②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倡导实学，积极求真并实践。③王夫之：哲学贡献大，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